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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纸，对援马团曾有许多评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鲁迅以“不堂”为笔名，发表于1932年1月《北斗》杂志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一文。他说：“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在鲁迅看来，援马团的行为，实际如堂·吉诃德一样愚蠢。然而，堂·吉诃德是真诚的顽固不化，援马团却更为复杂。东北战事急如风火，张少杰却不准乘火车，步行去东北；东北冰天雪地，他们却单衣上阵。综观援马团的各种表现，会发现形式大于实际，尤其是团长张少杰，似乎抗战的动机并不单纯，态度也没那么真诚。  果然，援马团到了北平，已经是1932年1月。该团并未直接上前线，而是停留在张少杰的母校———北平大学工学院(即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当局不同意学生上前线。马占山也通电关内，声言不需要学生军的支持。不久，淞沪事变爆发，部分团员认为，上海已经成为战区，在家门口即可抗日，何必远走东北？遂有部分团员南归。由此，援马团已经四分五裂，无形之中解散。徐迟与另两位成员希望去前线抗日，决定自行投奔山海关守将何柱国。三个人穿着军衣，在火车上遭到宪兵盘问。由于既无证件，又无官凭，最后被赶下火车，未能成行。至于团长张少杰，也率领几十人离开北平，不过未去东北，只是到达长城脚下———河北省抚宁县东北义勇军驻地，至于到抚宁之后的事更颇有戏剧性了。 一生“不靠谱”到老 事后，一位化名“马戏”的援马团成员写了一篇《援马马儿溜了缰，爱国只为爱作官》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新闻》上。文中说：“人只剩二十余个，因为团长的亲信人和平时很满意的人，都派在后方做工作了，做什么则不得而知。团长只使一些非亲非贵的其他团员到前方，死了更好，他好向民众夸功，向官家领饷。再前进就是绥中前线了，虽然团长有皮大衣而且有以备逃走时好化装的棉袍，我们则帽、鞋、背心，仍一无所有。钱是我们团员募捐来的，他却拿去使用、摆阔。到了抚宁有人提议算一算账目，于是团长则说不便携带，麻烦得很，那些募捐的存根烧了的好。烧没有烧成，给我同一些人反对了。但，从此他竟显然敌对我们了，越恨我们了！今天派几个，明天派几个，穿着单裤出关去，不死当是命大！团长做了官了，升了第四路义勇军的总参谋长，他可以随便把人押到公安局或什么部队去。”他认为，援马团只是张少杰等少数几个人做的一笔投机生意，于是大呼上当受骗，逃离了援马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