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2011年公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攀高，全国有120多万对夫妻结婚，但有196万对夫妻离婚，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离婚率已经接近百分之四十，这组数据为许多人的婚姻生活敲响了警钟。

让我们的目光穿越百年，去看看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当时离婚率也一样居高不下。在经历了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等长期社会演变之后，民众接受了许多男女平等之类的婚姻观念，离婚成了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生活选择。

民国初年的离婚热潮

要知道在古代社会，离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用“洪水猛兽”形容是很恰当的，一般夫妻感情再恶劣也决不肯提出离婚。而在民国建立后，全国各地有关离婚的诉讼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婚姻革命”的主张：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惯，打一破非人道的不自然的机械婚姻制度，建立起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男女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1]

以北京市为例，也就是当时的北平市地方法院在1929年10月至1930年9月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九百七十四件，其中判决实行离婚的六百一十一件。同期北平居民的婚嫁人数为10999人，平均5499对婚姻关系成立，从这组数据可知当时北平的离婚率为百分之十一，差不多相当于每九对结婚者中就有一对离婚的，可见离婚率之高。

而在当时，作为“东方之珠”的上海，当地法院在1928年8月至12月四个月时间内就受理了离婚案件三百七十件，这个数据在192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也就是六百四十五件，1930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共八百五十三件。[2]

这种大批量离婚案件发生的现象，并不受限于地区经济规模的发展，不只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内陆省份也很普遍。

以山西省为例，依据山西二十世纪初期城市离婚统计的数据，在1911年之后，离婚案件数量逐年攀升，在1921年的时候达到了巅峰，为2127件，此后由于城市中的自主结婚增多、婚姻比较稳定等原因，每年平均开始以百分之二十的数量递减，直到1925年下降至995件后，离婚案件的数量才平稳下来。[3]

而这股由民间基层刮起的“离婚热潮”，逐渐在社会各阶层蔓延，甚至到了1931年，曾经贵为皇帝的溥仪也被自己的老婆提起了离婚诉讼，轰动一时。

“家庭冷暴力”惹的祸

案件的原告是溥仪的淑妃额尔德特·文绣，1909年12月20日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祖父锡珍历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他这一辈家境败落，只是过着平民生活。

1921年6月1日，大清遗臣醇亲王载沣与遗老们商议逊帝溥仪婚事之时，根据当时大清皇帝择婚条件：须血统纯正的官员女子，为保持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额尔德特·文绣被定为后妃人选。本来文绣被定为皇后的人选，后因皇太妃们之间的权利之争，文绣被“降级处理”。

1922年11月30日，未满13周岁的文绣被已退位但仍保留帝号的清末代皇帝溥仪选诏进宫，册封为“淑妃”。1922年12月1日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结婚大典，却成了文绣忧郁苦闷的紫禁城生活的开始。

文绣成为溥仪的淑妃后，跟溥仪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溥仪对文绣还可以，给她聘请了汉文和英文教师，而且经常到文绣的寝宫与其论诗品文，略尽体贴之意。高兴的时候，溥仪还带着文绣放风筝，去景山游玩……

文绣的得宠引起了皇后的嫉妒，因此文绣也就成为正宫娘娘婉容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婉容的一番手段之下，溥仪也开始渐渐疏远文绣，变得讨厌文绣，而婉容经常找茬给其难堪。自幼喜欢读书写字的文绣，只好把长春宫的西配殿承禧殿作为独自的书房，将自己的痛苦与无奈，倾诉于笔端纸上，她用任人宰割的囿鹿来比喻自己，抒发出压抑的哀叹，以此来打发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1929年，溥仪一家从张园搬到静园。婉容对文绣的排挤变本加厉。文绣百般无奈，再加上溥仪的冷淡，两人一年同居的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心情长期抑郁，一度想要自杀。[4]

文绣后来把她的遭遇告诉了她的侄女玉芬，玉芬是文绣的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属文绣的晚辈人，可是论年龄却比文绣大几岁。她容貌美丽，但在婚姻上也很不幸。她的丈夫冯曙山是民国前总统冯国璋的长孙，家世显贵。遗憾的是冯曙山纨绔恶习难改，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因此与玉芬的感情极坏。

糟糕的婚姻让玉芬特别关注社会上的新思想，特别是对离婚和维护女权有独到主见。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不幸、处境悲惨时，立刻坦诚地为文绣出谋划策，认为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只是民国的普通公民，你婚姻不幸福，可以向他提出离婚。

玉芬的建议让文绣大有醍醐灌顶之感，但是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再加上自己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女人跟皇帝离婚的。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她就把妹妹文珊找来，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文珊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吃亏的人，加上快言快语，在刚刚听完文绣想离婚的话时，就表示非常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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