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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继位时不“幼”，更不是“在襁褓之中”，而是在“弱冠”之年(或更大)，那周公旦就没有“摄政当国”的必要，而是尽到“冢宰”的职责就行了。如果实践证明成王确实像殷商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那样，再学习“伊尹放之于桐宫”“摄行政当国”也不晚。(见《史记·殷本纪》和《尚书·太甲》)再说，西周王室是嫡长子继承制，特殊情况下可兄死弟及。《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考(早亡)，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冉季载。”武王崩后，胞兄弟尚有八人。另外武王三公重臣还有军师太公望，太保召公奭健在。这样的皇权大事，以家事论应与其兄鲜及群弟商量后决定;(特别是应征得其兄管叔鲜的同意，因按周兄终弟及应是叔鲜为长。周公处死他是否与此有关只有周公知道。)以国事论应征求其他二公意见。而周公旦却独自作主，以“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少”为由(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匆匆宣布“摄行政当国”。周公旦“摄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气教训成王及群臣。在《尚书》的《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告》等文献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称。在《梓材》中更是直称“王曰”。《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周公摄政象天子一样“践阼”面南朝见诸侯。这怎不使“群弟疑周公”“将不利于孺子”而“作乱叛周”呢? 周公的言行不仅使“群弟疑”，与之同侍武王的开国元勋太公望，召公奭也同样不满。《史记·燕召公世家》曰：“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于是召公乃说。”《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尚书·金縢》亦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 就连成王对周公的言行也是耿耿于怀，敢怒而不敢言。《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尚书·金縢》亦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诗经序》说得更明白：“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王曰《鸱鸮》。”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然成王虽得此诗亦只是未敢诮公，其心未必能遂无疑。”周公东征平乱胜利之后，成王仍对周公旦摄政的行为颇不满，但畏于周公的威势只能生闷气。周公也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作《鸱鸮》诗向成王表白对周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就这样也未能对其“遂无疑”。可见成王对周公旦的成见有多深。一直到“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向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方始释然开悟。”(朱熹语) 以上陈述可证周初三监疑周公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想抢班夺权，而是维护成王之位。他们“作乱叛周”叛的是周公旦践阼，而不是周朝，目的也是巩固姬姓天下。三监之乱完全是由周公旦“践阼”搞一言堂、不搞民主集中、政策不透明所致。周公旦的独断专行、暗箱操作使圣明的周天子成王都对他产生严重的误解，更何况其“群弟”呢?所以说周公旦对周初“三监之乱”造成的惨重后果，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蔡叔度“既迁而死，”周公闻之，举其子胡为鲁卿士，又言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否是其对叔度“既迁而死”的忏悔?)。“三监”不应该独担其咎。 “三监之乱”实质已明，那么三千余载千夫所指的“三监”“畔周”冤案不昭雪，“三监”怎能瞑目于九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