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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国家财政开支上，女皇热衷于神道建设，她兴建佛寺、建造大佛、九鼎、十二肖神，多次进行封神、封禅活动，并且两造明堂，建设天枢，遂使国库空竭，甚至需要洛阳胡商和四夷君长来捐钱。君王如此，世上的奢侈及享乐之风日甚。 至于国防事宜，女皇依照自己的威权人格选择了与诸夷硬碰硬的方式，由此兵役屡兴。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统兵10万往击吐蕃，大非川一战全军覆没；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李敬玄统兵18万又被吐蕃打败；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又三败于吐蕃；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到女皇下台，东突厥汗国在北部又复崛起，与唐朝有大小数十战。在女皇的执政生涯中，吐蕃和东突厥成为她最棘手的外交问题，她一味采取硬碰硬的方法，少有唐太宗的制衡和羁縻方略，由此败绩甚多，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老百姓不堪其扰，到了武则天晚年，人们为了逃避赋税和劳役，户口逃匿与欺隐的现象日重，由此开始威胁盛唐的柱石：均田令、租庸调法、府兵制。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到了唐玄宗时代，因为均田制的溃失，府兵制也就走到了尽头，客观上造成了安史之乱，此后的藩镇割据使盛唐成为历史。 盛唐的柱石形成非一日之功，而形成的柱石也不会瞬间崩塌，会有一个逐渐侵蚀的过程。女皇的统治慢慢开始侵蚀盛唐的肌体——奢侈营造花费与兵役损耗，使劳役日益沉重，社会也日益残破，由此官场乱象顿生、贪官日益得利，社会的公平正义渐散，则政权危矣。 
盛唐成就了武则天 如上所述，女皇的弊政如此，但其治下的国家经济和人口仍处于上升的态势。武则天执政时期，粮食生产还算丰稔，由于赋役加重、社会失序，米价较之此前的贞观、永徽年代和此后的开元年代略有上升，显示当时有一定的通货贬值和膨胀，但不至于困窘。从人口增速来看，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有380万户，到了武则天被推翻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有615万6千余户，人口3714万余人，比永徽元年增加了230万余户，每年增长率约为1.2%，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实为罕见的高速度。由此来看，武则天对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有着积极的贡献。 前面说过，武则天威权人格的治下是与儒家精神相悖的，不符合贞观之治的治国理念，她的治国理念和方式形成了弊政，并开始侵蚀盛唐健康的肌体。但从实际上看，她也同时延续了盛唐的国脉。除了中华帝国的躯体庞大，周边又无强敌，武则天的弊政尽管侵蚀了帝国的肌体，毕竟时日尚短、症状尚轻，尚未到达颠覆政权的地步，另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武则天虽废唐建周，但国家的政治架构及各种国家大法没有改变（如均田令、租庸调法、府兵制和礼仪律令等），国家承继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的各种做法，依惯性前行。 比较而言，武则天的兴奋点在于如何取得权力和巩固权力，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如何，她绝无耐心重构。且唐朝行走到这里，唐太宗开创的治国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颠覆重建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顺应之还能收到民心。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进号为天后，随即建言十二事，被视为武则天的政治纲领，其中有劝农桑薄赋税，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广言路杜谗口等内容，分明是贞观之治的延续，只是武则天心口不一未加实施，不过是她迷惑百姓的官样文章。但她如此煞费苦心，足证教化天下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她明面不能反对，甚至要被动地响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