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腾子京涉嫌腐败被朝廷贬到湖南，他在那里大兴土木，修建了岳阳楼，向当时最著名的两个人，范仲淹和欧阳修约稿。范仲淹欣然应允;而欧阳修则婉拒了，“旧学荒芜，文思衰落……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远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愧悚愧悚!”翻来翻去就是说自己已经老了，文思衰落了。

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腾子京请范仲淹欧阳修写文章，并没有将两位请到湖南去实地考察，然后挥毫而作。他只是托人画了岳阳楼的像，给他们送去。范仲淹也就凭借这一幅画，加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就写出那篇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这样空对空的事情，欧阳修做不出来。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文学理念：“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事例。

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稿子交给别人带走后，欧阳修又推敲了一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当下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来。他提笔修改之后再还给那人。那人接过修改稿，草草一看，觉得非常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他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原来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

欧阳修的文章里透露出一种达观、逍遥的处事风格，其处理政事也奉行“宽简”政策：令百姓可以从容休养生息。他与包拯都做过开封府的一把手，与威严正直的包拯不同，欧阳修用“宽简”两个字治理政务，同样搞得有条不紊。在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做了一番比较后，在开封府衙门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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