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认为：“窃以为要么是同名同姓，要么是冯自由搞错了，因为香港名流韦玉被英女王册封的名字正是韦宝珊爵士。”(《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2011年，第582页)黄院士不相信地位如此崇高的韦爵爷，会充当清廷的“密探”，虽然他被册封为“爵士”是1919年的事。让我们来看看冯自由是否搞错了。 清廷坐探 冯自由使用“密探”二字有不准确的地方，听起来似乎是个小人物，改叫“坐探”就比较合适。“坐探”本人可以是大人物，有其本职工作，通报消息只是本职工作以外一种效劳。晚清这种“坐探”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为封疆大吏在京城负责打探消息、代为办理机密事务的，叫做“坐京”。据李宗侗、茅海建的研究，张之洞的“坐京”包括了杨锐、黄绍箕等人，都是一时名士。 韦宝珊首先是个富商，其次则是受港英政府重视的绅士，又是清廷的候补道(厅级后备干部)。为了在内地做生意方便，勾结官府在所难免。有证据表明，他与两广总督谭钟麟有一定的特殊关系。 韦玉(1849-1921)，名廷俊，小名玉，字宝珊(以下统称“韦宝珊”)，广东香山人。父韦光，13岁时被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收留教养，资助往新加坡读书，毕业后到港谋生，任有利银行买办。韦宝珊继承了有利银行买办职位。韦宝珊有一个堂兄弟韦崧，字朗山，是他生意上的搭档。 韦宝珊年轻时与黄胜长子黄咏清一起留学英国。黄胜与容闳在1847年赴美留学，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回港后从事印刷出版，是香港第二位华人爵士。黄胜的长女嫁给了韦宝珊。黄家和韦家有同乡、同学、姻亲关系，亲密非同一般。 作为有利银行买办，韦宝珊是香港最显赫的华人之一，继何启、黄胜之后的第三位华人爵士，其头衔多不胜数，主要的有：太平绅士，团防局局绅，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永远总理，定例局(立法局)议员。同时，他又以“韦廷俊”本名，报捐为清廷的候补道，出入广东官场。 告密动机 韦宝珊为何会在这个时刻告密?这纯粹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学者何汉威在《清末广东的赌商》一文中，揭示了刘学询承办广东闱姓赌博，背后有韦玉韦崧兄弟出资。 刘学询是另一个穿梭于清廷、革命党之间的香山籍政商人物。他以进士身份承办广东闱姓赌博。所谓闱姓赌博，是让人下注竞猜广东乡试中式者的姓氏。粤人好赌，而闱姓赌博得到官府正式认可，投注踊跃，刘学询很快就积资巨万，富可敌国。刘学询野心极大，喜笼络奇才异能之士，曾资助同乡孙逸仙在澳门开医馆。有证据表明，孙中山也将重阳起义的计划透露给了刘学询。 1895年，承办“闱姓”的宏丰公司，刘学询占一半股份，韦玉、韦崧兄弟合占25%股份。学者赵利峰注意到韦崧负责广东“闱姓”的日常经营管理，曾直接向粤督谭锺麟禀请，请官府追讨闱姓欠款，谭锺麟的批示且在《申报》上公开刊登。 同盟会元老邓慕韩的解释很有道理：“先是，香港总督以有人在港招募队伍入粤，恐于英国商务不利，而议政局绅韦宝山以广东闱姓赌博获有彩金，亦恐事发，大受损失，均将所闻电知粤督谭锺麟，请其戒备……”(广东文物编印委员会编：《广东文物特辑》，1949年3月，第4页) 很明显，韦宝珊“告密”的动机，是担心他们兄弟投资的广东“闱姓”所收赌款巨大，因广州起事大受损失，故向谭锺麟披露实情。 香港兴中会一开始是孙逸仙与杨衢云两派的联合。杨衢云比孙逸仙年长，社会阅历更丰富，早在1890年即在港组织辅仁文社，两派联合之后，曾为谁当President争执不下。为不妨碍会务进行，曾选举黄胜之子黄咏商为临时主席。黄咏商卖出苏杭街的房8000港元充当兴中会经费。黄咏商是韦宝珊的小舅子。 霍启昌发现的英国殖民地部档案，揭开了韦宝珊深度参与兴中会密谋的真相。港督梅轩利在1903年1月22日送给英国殖民地部大臣的报告书中，揭露何启、韦玉跟革命党密切联系。梅氏说：“无可争辩的证据显示，远在革命爆发之前，这两位先生就都得到革命党人的信任，革命党的会议经常在韦玉先生家里举行。”梅氏认为韦玉的行动应受到谴责，因为“在革命前好几个月内，他听任自己的住宅被用为密谋反对清政府的会议场所，而且参与了密谋者的机密，这件坏事是众所周知的”(霍启昌：《港澳档案中的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6页、271页)。韦宝珊不仅提供了自己的住宅作为革命党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还直接“参与了密谋者的机密。” 朱淇只是负责起草起义檄文，其兄朱湘所知情报极为有限。韦宝珊则完全不同，兴中会经常在他家里举行秘密会议，能掌握重要细节。谭锺麟采取的搜捕行动，受到这两个不同来源情报的触动，但恐怕韦宝珊的情报更有用。 协助暗杀杨衢云 韦宝珊还有协助清廷暗杀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的重大嫌疑。 杨衢云是早期兴中会主要领袖。后来，孙逸仙因伦敦蒙难而名动天下，逐渐得到反清势力的认同，杨衢云遂主动让出最高领导权，仍与孙逸仙合作无间，高风亮节，世所罕见。1901年初杨衢云被清廷暗杀，是兴中会的重大损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