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主子，昔日的匪首李自成，如今更是荣膺“大顺永昌皇帝”之威名，身穿缥衣，骑乌驳马，在一百多名骑兵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入德胜门，把道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新皇帝万万岁”的标语甩在门后。
    闯军、顺民、忠臣、降官、1644年鼎革大戏，正在帝国都城北京开演。钢刀下的求生，白绫前的忠烈，生生死死，皆在一瞬。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们，生逢亡国。
    顺民这个词，在1644年，被北京的百姓赋予了两重含义——“顺从的臣民”和“大顺的臣民”。4月25日那天清晨，这两个字被成千上万双手写在黄纸上，贴在门首，举在手中，顶在头顶，和它们惊惧和恭敬的主人一起，接受昂然进城的胜利者马蹄扬起的浮尘的洗礼。就在一天前，这些胜利者尚且被人人切齿地称为“贼寇”，但几个时辰后，他们就以高傲之态接受阖城百姓的跪拜大礼，而他们的主子，昔日的匪首李自成，如今更是荣膺“大顺永昌皇帝”之威名，身穿缥衣，骑乌驳马，在一百多名骑兵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入德胜门，把道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新皇帝万万岁”的标语甩在门后。这位起于陇亩之间的农民皇帝已经不屑和那些跪伏地上预备仰瞻新君天颜的升斗小民聒噪，他的目光正落在正前方承天门朱红色的大门前，那扇大门曾倔强地拒绝像他这样的流寇匪首，但如今却是大门洞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就在那扇门的后面。那些曾在宫中服侍大明君主的太监们，也正在门内伏地稽首，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新主子的到来。
    令人遗憾的是，这场入城式全然没有几百年后常见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欢庆景象，充当背景音的是一片可疑的沉寂——“百姓俱开，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声”。根据一位热心目击者陈济生的记述，沉寂中更夹杂着些许滑稽小调儿，为了避免这些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的造反者在京城践行他们的口号，“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衣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唯恐人觉。”而那些用鲜衣数袭都换不来一件破衣服的富贵子弟，干脆当街表演起裸奔秀。但这一切显然没有起太大作用，因为不久就证明，这群造反者在劫掠财物上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只是顺序有先有后而已——“初但掠金银，后至者掠首饰，最后及衣服矣”。
    噤若寒蝉的死寂与惊骇惶遽的癫狂同台上演，对记录下这一场景的陈济生来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其他人一样，生逢亡国劫运，只得想方设法苟全于乱世。1644年4月25日清晨的那一刻起，钢刀便悬在了每一个北京百姓的脖子上，是死是生，不过一瞬间耳。
    
    配图
    死法：虽死犹生？
    就在陈济生满怀疑惧地在末日之城中寻求生计时，另一名叫徐应芬的师爷却在郑重地考虑生与死的重要问题——但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的雇主，给事中涂必泓的。4月25日北京城的失陷，将一个非常麻烦且棘手的问题顷刻之间推到了北京所有官员的面前，那就是是否自杀殉节？
    徐应芬最初给出的建议是“以义，食禄者死固当”。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按照当时通行的理论，只要身为官员，哪怕叨食君禄只有一天，那么国破之际，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刻自我引决，以证明自己的忠贞不贰。所谓“君辱臣死”，不仅仅是一种高尚节操，更是一种被强加的道德义务。对从小就被教导要赢得身前身后名的臣子来说，这种死法还颇具诱惑力——只消在事先准备好一份绝对慷慨激昂、气贯云天的绝命词，再把颈子往白绫里轻轻一套，忠烈的荣耀、朝廷的旌表和万代的景仰就会滚滚而来。
    在徐应芬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已经有很多臣僚选择了杀身成仁作为归宿。仅徐应芬和涂必泓得到消息的就有六人，而根据后人统计，在城破这一天，共有13位官员自杀殉国。
    身居内阁宰辅之位的范景文是这些殉节者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听到城破的消息，这位大臣决计用最快的“死法”来达成杀身成仁的目的，在写下了“翠华迷草路，淮水涨烟澌”这句绝命诗后，范自缢于其妻陆氏的灵前，但很快被家人救下。于是，他只得在“拜阙号哭”后，用“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这样更决绝地表明舍生信念的诗句作为自缢不死的回答，然后潜赴龙泉巷，投身古井之中。
    与范景文投缳自缢被家人救下不同，当范景文的好友，户部尚书倪元璐在大庭广众之下投缳自缢时，一位追随倪多年的老仆哭着劝阻了家人解救倪的行为：“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命！”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在自缢被仆人救活后大骂仆人“汝辈安知大义！”接着饮砒霜喷血而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