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了。笔者倒是倾向于《碧云瑕》一书极有可能就是梅尧臣所作，不能因为魏泰一次、两次、三次作伪书，就定性第四次一定就是此人借假梅之手而作《碧云瑕》。假如早就有人考据无误的做出准确定性，那么此后元、明、清所录该书就应该还梅尧臣清白，而标注上魏泰之名，可是恰恰相反，没有哪位编者为梅尧臣做出平反的举动。其次，梅尧臣虽与当时名宿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兴趣相投，但政见却完全不同，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而欧阳公和梅氏是保守派，政敌之间的相互攻讦司空见惯，依欧阳修个性做不出来，但梅尧臣未必就不会做。再者梅的经历很有可能让他对范仲淹相当不满，范时为执政，却不能在政治上提携梅，直到范被贬黜，欧阳修才将其举荐给皇帝，而此时梅已经五十岁了，这个年纪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心中这份懊恼和不满早就已经郁积已久了，再看看两人后代间的差距，范的几个儿子在仕途上都是一帆风顺，最有名的儿子范纯仁后来做到了宰相的职位，而梅的后代却不能靠其荫佑，再无出头之日，这就是邵博所说的原因之一。还有，从范仲淹死后梅的表现来看，梅尧臣对范仲淹是不太恭维的，内心里也是不大认可的。还有一个文人间的潜规则作祟的原因，记得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那段公允而有名的评价，“古怪的模范官僚”，梅尧臣不是吗?虽然他在任地方官时对当地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文人相轻的毛病绵延中国历史几千年，未必就不会出现在“古怪”的官僚梅尧臣身上。当然这是老蔡俺的一家之言，尚需要史料佐证。

公允的说，梅尧臣也好，魏泰也好，对于范仲淹的诬蔑和泼粪举动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范仲淹两岁时，时任徐州当地驻军司令秘书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村民，范仲淹也改叫朱说(悦)，长大后有出息了才换回自己的姓名，在范仲淹贫穷时，是一个叫做范仲尹的中层官员接济了他，此后范被皇帝仁宗赏识而平步青云，直到当上宰相，在入仕的过程中，范仲淹不乏结交一些对他有用和有过帮助的人，谁还没有几个智囊呢?于是这件事就成为了政敌们攻击的口实，比如当时的著名人物王安石就曾经批评过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当然范仲淹绝不是一个尸位素餐不学无术的官场老油条，相反他雄才大略，一心想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上疏仁宗的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国家弊政，也拉开了庆历改革的序幕。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我注意到，范仲淹对吏制改革可谓苦心孤诣，他提出“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和“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这就自上而下杜绝了一些依靠举荐和沽名钓誉之人攀升仕途的希望，触犯了象梅尧臣这样来路不名又非常难堪的人和王安石这样以退为进的人，难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而古代文人货与帝王家才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而梅尧臣一生科举无望，直到50岁时才被皇帝赐了个同进士，这种难言之隐，绝非一洗了之那样简单，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简单而特殊的原因，而招致了北宋时的大才子梅尧臣萌发了对名臣范仲淹的嫉妒羡慕恨，而不惜矫作《碧云瑕》一书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历史的真实有时让人意想不到，或许本来就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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