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赦免制度，叫特赦，古时又叫曲赦，即局部地区的赦宥。亦称“赦”或“特赦”。

曲赦的名称,最初见于西晋泰始五年的“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关于宋代赦宥制度的记载：赦免只限于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的，称曲赦。

而颁布赦令的诏令，被称为赦书，五代、唐、宋亦称“德音”。唐、宋时，赦书须在举行赦典的公开仪式上宣读，然后由宰臣交刑部颁发各地方，广为宣布。

赦书有一定的体式，须写明赦宥的原因、期限、赦罪的范围等内容。《唐律疏议·名例》载，发出赦书当天黎明以前的犯罪一律赦免。

《旧唐书·刑法志》载，行赦那天，宫城门外右边设置金鸡和鼓，将罪犯集中到门前，击鼓一千下，宣读赦书，然后将他们释放。该赦书用绢写好，颁布到各州。

有这么多赦免的门道，犯人们想坐长久一点的牢狱都比较困难，更别谈高出两年以上的徒刑了。

到了元代，大赦的频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二三年来一次，还是比较频繁的。到了明朝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大约是平均五年多才来一次大赦，然后到了清朝，大赦就越来越少，平均14年多才会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

人治干涉法治，人命大于法令

对于中国古代的赦免制度，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曾谈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大赦，对之批判了一通。

他说，中国皇帝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性，因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么又去赦免他，他觉得这个不正常，因为在欧洲判刑是法官判的，然后国王作为最后的公正主持者，来赦免罪犯。

的确，皇帝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却总是在亲手破坏自己所指定的法律，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说到底，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更多是一种摆设，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刑罚成为统治者施恩的手段，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

近代各国也有大赦，但与中国古代的大赦已大为不同，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国家的刑事政策。大赦的适用范围最广，凡在某一时期内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适用，而不以特定的人为限。大赦的赦免效力也最大，它不仅免除刑的执行，而且使罪、刑从根本上消灭，凡受大赦赦免的，不存在前科。由于大赦是国家的一项重大行动，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机关决定。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古代法治状况的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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