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色知识分子走到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确实是现代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正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时，较早也较敏锐地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全盘反传统”的内在缺欠，接续梁启超发现西方近代文化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找对了病症用错了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对的，只是新文化人眼中的传统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新文化人的预设。梁漱溟准确提出传统“文本”与传统的现代阐释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并由此激起此后数十年中西文化激烈论争。

不过，实事求是评估梁漱溟，他并不是一个“学问中人”，与其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儒者”，“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虽意欲营造某种思想体系，但他更看重的毕竟是儒者的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因此，当他一旦清醒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出路并不在“全盘反传统”，不在“全盘西化”时，他并不愿将精力用于空洞无效的理论论争，而是充分利用时机进行实验。

梁漱溟也是具有爱国心的人，他虽然对中日关系未来演化判断不准确，但他强调在战争并未真的全面爆发时安心从事既定工作，也无大错。而且，当七七事变发生后，当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抵抗后，梁漱溟也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迅速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以应付国际变局，并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的素来主张，果敢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付精力，好生应付”的鲜明主张，以为“不容已的民族抗战似乎已经发动了。发动了，怕就不能收。与其达不到民族解放目的而收束，还不如慎于发动之前。所以既然发动了，我们就要下决心，不达民族解放目的，誓不甘休!”

梁漱溟

显而易见，梁漱溟的主张已与先前明显不同，其爱国情怀、精神也确乎跃然纸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考验，而且也因此缘故使左中右各色知识分子重新走到一起，携手共建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如果不是因此缘故，我们很难想象郭沫若、胡适、梁漱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流派有重新携手、共同合作的可能。而正是这一点，才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最深厚的思想根源、人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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