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色知识分子走到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确实是现代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正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时,较早也较敏锐地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全盘反传统”的内在缺欠,接续梁启超发现西方近代文化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找对了病症用错了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对的,只是新文化人眼中的传统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新文化人的预设。梁漱溟准确提出传统“文本”与传统的现代阐释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并由此激起此后数十年中西文化激烈论争。 不过,实事求是评估梁漱溟,他并不是一个“学问中人”,与其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儒者”,“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虽意欲营造某种思想体系,但他更看重的毕竟是儒者的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因此,当他一旦清醒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出路并不在“全盘反传统”,不在“全盘西化”时,他并不愿将精力用于空洞无效的理论论争,而是充分利用时机进行实验。 梁漱溟也是具有爱国心的人,他虽然对中日关系未来演化判断不准确,但他强调在战争并未真的全面爆发时安心从事既定工作,也无大错。而且,当七七事变发生后,当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抵抗后,梁漱溟也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迅速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以应付国际变局,并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的素来主张,果敢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付精力,好生应付”的鲜明主张,以为“不容已的民族抗战似乎已经发动了。发动了,怕就不能收。与其达不到民族解放目的而收束,还不如慎于发动之前。所以既然发动了,我们就要下决心,不达民族解放目的,誓不甘休!” 梁漱溟 显而易见,梁漱溟的主张已与先前明显不同,其爱国情怀、精神也确乎跃然纸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考验,而且也因此缘故使左中右各色知识分子重新走到一起,携手共建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如果不是因此缘故,我们很难想象郭沫若、胡适、梁漱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流派有重新携手、共同合作的可能。而正是这一点,才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最深厚的思想根源、人文背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