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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戚继光时代，所抗击的“倭寇”：1、大部分是中国人;2、有倭人掺杂其中，但不掌握领导权;3、明代史料清晰记录了“倭患”真相，明朝官方仍长期沿用“倭寇”这个说法，与海禁政策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官方不愿承认动乱的源头是海禁;另一方面，把动乱归因为“倭寇”，又适足以强化海禁的合理性。 这种“历史真相”与“现实需要”之间的裂痕，在明代灭亡之后，曾一度消失。至近代，因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裂痕又再次出现。在3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按照“皇国史观”，将“倭寇”描述成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史，而无视16世纪的日本政府也站在“倭寇”的对立面;另一种，则基于“中日亲善”的需要，有意识地强调中国人在“倭寇”中占有主导地位。  反倒是中方的一些学者，在30-50年代，并未因现实中遭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而曲解历史。如杜鸣治30年代的研究认为：因赋税繁重，海禁严厉，嘉靖年间，“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上自官吏，下至富商大贾，沿海居民皆与倭通。”范文澜在40年代的著作中也说：“中国奸人却占大多数”，“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50年代，又有史学家尚钺、吴晗等人，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其实是一场内乱，乃是“东南沿海工商业实力人物”和“明王朝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视了中国商人的主导地位是不合事实的。”遗憾的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述研究成果，很快就被遗忘了。 自80年代至今，“倭寇”问题仍在不时牵动着中国的对日民族情绪。2005年，曾有网民赴安徽歙县，砸毁了明代“倭寇”头目王直新修的墓碑，理由是：王直乃勾结倭寇的“汉奸”、“民族败类”。由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两国学者在“倭寇”问题上的表述，也存在微妙的差异。日方报告的说法是：“倭寇对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一种外部存在。……无论其首领，还是其成员，多数是中国人;地方有势力者(乡绅阶层)与倭寇勾结，插手走私贸易。……1567年海禁解除，消除了倭寇出现的根本原因。”而中方报告，则回避了对“倭寇”内部成员、权力构成的描述，仅简单称之为由日本人和中国沿海商人、海盗联合组成的“海商武装集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