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县城海拔2350米。藏语安多方言称黑水为“措曲”，“措”为生铁之意、“曲”乃水之意，引申为黑水，也因河流贯穿全境的河水呈黑色而得名。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从1935年6月中旬到9月上旬，10万红军在只有20多万人口的川西北地区停留了近3个月，如此大的粮食需求，川西北地区难以承受。如果按红军在川西北雪山草地每人每天耗一斤粮食计，总消耗粮食当在2500万斤至3000万斤左右，相当于红军集中留驻的茂县、松潘(一部分)、理县、汶川、黑水、大小金川、丹巴、马尔康、壤塘、阿坝地区年产粮食的50%以上。邓颖超回忆：“长征中除了作战外，粮食问题成为当时最大的困难，尤其是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区时，粮食就更困难。”萧锋在《长征日记》中写道：“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仅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在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百分之十。”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问题已成为当时红军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
    在统一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过草地的意见后，中央军委决定在黑水芦花和毛儿盖各设一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加紧筹粮。
    此时地里的青稞已经开始变黄，勉强可以食用，为了不被饿死，红军不得不割地里的青稞煮食。红军一边收割青稞，一边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宣传红军的主张，给付粮食价款，并在收完粮食的地里钉上木牌写明情况，以作借据。红军指战员全体动员，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都亲自下地同红军战士和藏胞一起收青稞。
    
    在四川松潘元宝山“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邓小平亲自题写的碑园名在阳光下金光四射，不愧被誉为“中华第一金碑”。讲解员说，这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总碑”，是1990年8月落成的，江泽民、李鹏、杨尚昆、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萧克、刘华清等领导都在这里题过词。在这里，她还讲述了毛泽东筹粮的故事：毛泽东割麦时借了当地藏民的镰刀，因走得匆忙忘记了归还。20年后的1955年夏，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来黑水拍摄《万水千山》外景时，毛泽东委托导演冯一夫代他寻找那把镰刀的主人，并表示多年来的歉意。
    聂荣臻回忆：“因为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部队到处筹粮，有些藏民误信敌人宣传，把粮食埋藏了起来，部队有时起用了藏民埋藏的粮食，就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当时为了掌握政策，团以上都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红军有严格规定：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筹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三、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着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粮款。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呀!”
    红军在黑水各地筹、收、借粮过程中，纪律严明，所筹之粮，有的按当地粮价给付了银元和布匹，有的没付钱但也都打了借条。
    红军收割藏民青稞这一史实，亲历者们一直没有忘记。时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发，1936年就曾以“杨定华”之化名发表文章《雪山草地行军记》，叙述了“全体动员割麦”的情景：“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总司令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岁之徐特立、林伯渠，也来帮忙弄麦子。”
    毛儿盖粮委的筹粮工作有相当部分是在黑水完成的，据萧锋的《长征日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辑等载述，红军在黑水筹粮约半个月时间，共筹集粮食710万斤，其中在境内驻扎整训时耗用约600万斤，带走约110万斤……筹集了大批牛毛、羊毛、畜皮、兽皮、“牟子”(藏民用大麻、牛羊毛纺织成的御寒品)等御寒物资，为红军的北上，为红军过草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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