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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便对刘歆有了防范，弃之不用。弃用刘歆，昭示着汉末儒生集团的分裂。与秦始皇一样，王莽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亲，很难容人、任人，也许过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难做一个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来说，通过对其具体政策措施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首先，改革的蓝图就有很大问题，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难以统一。汉代经学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对国家与制度则重视不足。这一倾向在古文经学中的表现更为明显，王莽恰恰是古文经学的巨擘。所以王莽改制的顶层设计，其根本目的是社会的整合，不是国家建设。可是，事实上，整合混乱的社会秩序，必须以完善国家制度作为起点。 王莽的“王田制”，将全国土地国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王莽禁止奴婢买卖，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但这项措施却上下不得人心。禁止奴婢买卖，必然危及官僚、豪强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平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从内容看，如果能够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王莽的改革过急过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国推行。为了保证改制落实，还辅助以严刑酷法。这种不经过试验，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发更多的社会混乱，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新莽时期，还多次发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这些战争，没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的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王莽改制失败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失败了。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实践中，得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