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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其他文学大奖的评选上，反映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备受关注。如1933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授予马尔罗的《人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即取材于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大屠杀。该书1933年出版后，上海《文艺画报》杂志作了介绍，称此奖的颁发“出人意料”，是“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还猜测这是出于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审立场。鲁迅当时指出，这种带有偏见的猜想便是中国文艺界的一种怪现象。他曾把这个作为一例，写入了自己的杂感《奇怪(三)》。 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流水准之间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在翻译和介绍国外优秀作品方面，国内也严重滞后，吸收借鉴太少太迟。即以《小约翰》为例，该书是凡·伊登青年时代的作品，发表于1887年，但直至40年后的1927年，才由鲁迅和同事齐寿山联手译成中文，其时凡·伊登已68岁了。 对文学奖评选这类事情，鲁迅认为应当极其认真而慎重。1936年7月，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赵家璧致信鲁迅，邀请他担任良友文学奖的评委。鲁迅谢绝了，他当时刚从一场大病中稍稍恢复过来，给赵家璧的回信还是许广平代笔的。鲁迅不愿担任文学奖评委，主要是身体状况不允许，但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他才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便不得而知。 鲁迅逝世已七十多年，作为当今国内文坛的重要奖项，鲁迅文学奖仍令人瞩目。不过今年的鲁奖风波迭起、疑窦丛生，暴露出少数作家滥竽充数、评选工作有失公允等诸多问题。 或许，问题出在作品上，但病根子，其实出在人品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