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遇事三思而后行，在性格上沉着稳重。
    梅贻琦非常关心学生，对清华的学子呵护有加。1933年1月6日，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兵锋直指关内，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抗日要求，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此时考试在即，清华学生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梅贻琦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学校发出《告同学书》：……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国人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学生尤为激昂。1936年2月，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仍时不时出现学潮。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学生们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带着大刀队进入校园。当时，叶公超、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这个现实确实给他出了难题。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多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学生曾给梅贻琦作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贻琦的“含糊”，是叶公超所谓的“慢、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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