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乾隆皇帝举行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自己则当上了太上皇。但是，乾隆并没有放弃权力，规定凡遇军国大事、用人行政之大端都要亲自过问，和珅也就仍然得以专权。但形势毕竟有了变化，和珅当然也有所担心，害怕嘉庆日后会处治他，于是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首先，他极力限制嘉庆培植、任用自己的人。嘉庆即位后，他的老师时任广东巡抚的朱珪进颂册，本来很正常，和珅却在乾隆面前告了朱珪一状，大加指摘，乾隆未予理睬。不久，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和珅感到这是对自己的极大威胁。当嘉庆写诗向老师表示祝贺时，和珅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尚未写完的诗稿，向乾隆告嘉庆的状，诬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
    这一次，乾隆生气了，问身旁的军机大臣董诰：“这在法律上属于什么行为?”幸亏董诰跪谏：“圣主无过言”，乾隆才作罢。但是，朱珪内召升用一事终于寝命未发，而且和珅随即又找了个借口鼓动乾隆把已任两广总督的朱珪降调为安徽巡抚。后来，朱珪先后升授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本应回京供职，但和珅始终不简放新任安徽巡抚，使朱珪只得继续署任，不能交卸。同时，和珅又将其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名义上是帮助嘉庆整理诗稿，实则监视嘉庆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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