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朱元璋
    话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后，在一手抓与民休息，一手抓屠杀功臣时，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以猛治吏。朱元璋信奉：“吾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在武官不惜死后，朱元璋在“贪”字上下足了工夫。
    一是立法。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改设都察院后，马上出台的《大明律》明确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则处以绞刑。受财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后改为受四十贯就流放。贪赃钞六十两以上官吏，均处以枭首示众并剥皮实草等酷刑。为了反腐惩贪，除了严刑峻法，朱元璋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明朝的县、卫附近许多地方都设有土地庙(不要误会，这里的土地庙绝对不是土地爷的福地)，这是朱元璋对贪官污吏剥皮行刑的刑场，当时就叫“皮场庙”。假如你生长在那个时代的乡村，你经常可以看到，剥下的腐败官员人皮，被填满杂草后，悬挂在官府公堂，以示警戒。官员在此办公，心惊肉跳。我们且看朱元璋的刑罚，除凌迟之外，还有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儆惩。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酷刑。
    与此同时，为了杜绝当时的财务混乱现状，他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汉字中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在进行钱粮等财务登记时改写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这一举措对于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成为我国历史上金额大写字的首创。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将“陌、阡”二字改写为“佰、仟”，并在财务往来中一直沿用至今。
    
    二是普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把很多政府处理的贪污受贿、为非作歹的案例，编成四本书，分别是《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他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本《大诰》，目的是“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大诰》公开颁布当年，朱元璋亲临午门为其造势，还亲自对群臣讲解《大明律诰》的 “立法宗旨”。在民间，朱元璋令人组织讲读大会，聘请专人讲授，万众聆听，当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政府发动十九万人搞普法教育，可以说规模空前。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煞费苦心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贪简要录》，由政府统一出版，当成红头文件赐给官吏，每人一册。朱元璋亲自作序，他在序中写道：“四民之中士最贵，民最苦，最苦者是什么哩?每当春耕之时，鸡鸣而起，驱牛柄犁而耕。禾苗即种，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等到秋收，交官之外，所剩无几，要是遇上水灾虫灾，则全家遑遑，毫无希望。今居官者不念民苦，甚至刻剥而虐待他们，真是太没有心肝了。今颁书于中外，望做官的懂得体恤吾民!”在书中，朱元璋详细记载了大明帝国各级官吏的品级、俸禄，折合稻谷是多少，然后，再折合成平均亩产是多少，农民需种多少亩田才能产出，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七品县令月薪七点五石大米，年薪为九十石，需要七十多亩地、五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一千多里地。每次诛杀重大贪污犯，朱元璋都命令官员到刑场观斩，还要刑部将其罪行印发到各衙门，广为张贴，以示教育。
    三是执法。朱元璋深知官场官官相护的道理，为了下言上达，他广开言路，在午门外设立“鸣冤鼓”，百姓若有冤屈，在地方政府无法讨回公道，就可击此鼓鸣冤、直接申诉，由他亲自审理。为此，朱元璋还打破只有朝廷大员才能早朝的规矩，规定所有的官员，不论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倡言国事，如有隐情，还可申请单独召见。
    为打消老百姓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的顾虑，朱元璋准许百姓密封奏事，就是直接给他写密信。此外，他还广设检校，对各级司吏进行监视，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即可随时举报，哪怕是深更半夜，朱元璋也会闻讯起来接见。因此，有的贪官晚上受贿，第二天早晨就有“纪检委”上门了，动作之神速，让人惊叹。这样，就连在远离京师的偏僻之地，郡县之贪官污吏也提心吊胆，不敢稍有松懈，日夜担心被人举报。
    朱元璋深知，官员下乡往往会倚势欺人，趁机盘剥，即使官员本人廉洁清正，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的负担，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员擅自下乡扰民，凡擅自下乡扰民的官员，将其逮赴至京，斩首于市。朱元璋疾恶如仇，即使是亲属犯法，也一视同仁，绝不姑息。在他眼里，大明律法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既没有亲疏之别，也没有等级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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