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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隋书》在“香艳版”故事中对陈氏的前后记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第三：张冠李戴。 关于杨广的这个“香艳版”篡位故事为何会如此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隋书》的编撰者魏征等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最早“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人其实是隋末唐初一个名叫赵毅的人，《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著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轶闻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而《隋书》的编撰者魏征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  网络配图 可就在他们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业略记》中的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而已。帝(杨广)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杨广)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在赵毅的记载中，杨广非礼的对象是隋文帝的另一个宠妃：蔡氏，而不是《隋书》所说的陈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呢?这难道仅仅是《隋书》编撰者们一时疏漏导致的笔误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测。也就是说，《隋书》编撰者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蔡氏与杨广历来毫无瓜葛，如果说她突然被杨广非礼，恐怕看上去会显得突兀，难以取信于人，还不如把蔡氏改成一直与杨广暗中通贿的陈氏，这样看上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还可以借此揭示杨广大奸大恶的一贯性和长期性。可《隋书》编撰者却没有顾及到，把蔡氏偷梁换柱地改成陈氏，反而暴露出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个更大的逻辑漏洞。 《隋书》中这个“香艳版”的篡位故事，纯粹是在野史的基础上加工处理的结果。也许正因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书》编撰者才不敢贸然把赵毅在“非礼事件”之后极力描述的那个“进毒药”致“高祖暴崩”的情节收进官史。因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杨广弑父”的情节，所以魏征等人只能在《隋书》中采取暗示手法。换一个角度说，假使大唐的开国君臣早已掌握了“杨广弑父”的证据，那他们肯定会在起兵之初发布讨伐杨广的檄文时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这个攻击杨广的有力武器一直藏着掖着，直到时过境迁之后才在编撰《隋书》的时候语焉不详地进行暗示呢? 可见，所谓“杨广弑父奸母”的故事并非信史。  网络配图 但是，尽管如此，关于杨广的“妖魔化”故事还是在官修正史的记载中流传了下来，并且流传甚广，至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千百年来，杨广在无数世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这个既可怖又丑陋的杨广几乎就是“乱臣贼子”、“暴君”、“独夫”的代名词。 对于自己在后世被妖魔化的事实，公元604年的杨广当然一无所知。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杨广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大隋帝国的皇帝宝座。他意气风发地俯视着这片美丽的江山和匍匐在他脚下的万千臣民，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壮志、激情和梦想就在这一刻喷涌而出…… 杨广坚信自己很快就能成就一番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煌煌帝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