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在广州自杀身亡
戴季陶曾嘲笑陈布雷的自杀行为，但他于1949年2月11日，面对窗外的风声雨声，他自感油尽灯枯，步了陈氏的后尘。据说是由于本人不堪忍受孙科的污辱的原因而吞食安眠药。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对于竭尽一生精力为国民党蒋介石效犬马之劳的戴季陶来说，可谓是痛苦化作倾盆雨，无可奈何东流去。他一生枉费心机，最终以自杀了却了沾满血腥和罪恶的一生。
可笑的是，戴季陶曾极不赞成陈布雷自杀身亡的做法，但仅仅3个月后，戴季陶重蹈陈的覆辙，于1949年2月11日自杀于广州省政府东园招待所。 
曾经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国民党政府覆灭前夕，政坛上的众叛亲离、各怀鬼胎；战场上的军心涣散、一败涂地；经济上的紊乱不堪和民怨沸腾，相互错综，组成了万马齐喑的破败图画。陈布雷，这位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在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和接二连三的惨败面前，在他毕生为之惨淡经营所谓事业付水东流之际，抵挡不住历史发展的滚滚潮流，又痛恨自身不是神仙没有扭转乾坤之力，自吹胡子瞪眼睛却无济于事之时，一种绝望痛苦而又油灯已尽的消极想法充塞大脑。在为“国事”忧心如焚又爱莫能助的极端痛苦之中，以一种蒋介石赞赏的“愚忠”自杀成仁。可惜即使陈式人物颇多，愚忠纵可嘉，也无法为破烂的蒋家王朝抹上丝毫的光辉。戴季陶也许又是一种愚忠。
与陈布雷相比稍多带一点喜剧色彩的是，戴季陶曾分别于1948年9月上旬及10月中旬两度服了过量安眠药，都因及时予以抢救才苟且残延，大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传奇色彩。可惜，1949年2月11日他再一次下定决心自杀时，因心脏过度衰弱，医生纵有高超医技也无法起死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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