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与日本斡旋却失败
     “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日，王宠惠还在庐山。
     从5月底开始，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就上了庐山。当时，也正是佐藤辞职之时，中日外交关系缓和的一线希望随之破灭。刚刚辞职不久的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商讨抗日之事，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谈话还未开始，中日战事已开。王宠惠在7月8日了解到事端之后，即指示外交部人员向日方口头抗议。7月9日，王宠惠飞抵南京，10日向日方提出书面抗议：“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订挑衅之计划，尤为不法。”王宠惠要求，日军应正式向中国方面道歉并处罚负责人员，赔偿损失，并保留中方一切合法要求。这是中方正式向日方提出书面交涉。
     这可能是王宠惠外交生涯中最紧张的几日。上任4个月来，虽经百般维持，但战事一开，已无后路可退。
     有着深厚国际法学养的王宠惠，多年来力图将中日问题国际化，用英美苏等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还是早在1921年，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时，就在会议中突然提出废止“二十一条”的“临时动议”。日本代表毫无准备，措手不及，本想将日中问题限定在双方解决的希望破灭。在国际压力下，日本代表于次年2月正式声明：放弃对中国南满及东盟的特权。王宠惠在会上展现出深厚的英美文化背景，以及纯熟的国际公法学养，给人印象深刻。日后他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也同样有赖于此次会议给他带来的国际声望。
     就外交的技巧来说，在整个中国，似乎也只有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可与之媲美。“王（宠惠）博士是位热心的国家主义者，虽然他的本行是民法，但他对各种能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的事务均具有深厚的兴趣。”顾维钧曾如此说。

     但无论如何纯熟的外交技巧，也只能在承认国际交往普遍原则的场合适用。对于1931年之后的日本，这样的技巧似乎很难有用武之地。
     1932年2月24日，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国际联盟通过谴责其入侵中国的决议后，集体退场。对比10年前华盛顿会议后的局势，日本显然已经不再把国际主义的原则放在眼中了。
     如果说在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还能纵横捭阖，游说于列强当中，用国际公法为中国争取一些利益的话。到了1937年，王宠惠所能依恃的国际格局早已天翻地覆了。
     抗战开始，临危受命
     1937年的中国是孤独的，王宠惠同样也是孤独的。
     抗战开始时，中国外交四处碰壁。诸国空谈大于实际行动，只有苏联表示它将支持中国抗战，但对调停则拒绝参与。外交部派顾维钧等人在国联大会第18届常会上提出申诉，但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侵略的决议。
     回国后不久，胡适、蔡元培、梁漱溟等人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力图让知识丰富，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组阁，改变武人主政的政治局面，以再造国家。王宠惠则积极响应，出面组阁，就任“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仅仅3个月，“好人政府”就在军阀的压力下倒台。
     能够在军阀混战，政党倾轧，派别林立的民国政坛站稳脚跟的王宠惠，在此事件当中表现得如此“幼稚”，就像是不知道仅凭个人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整个局面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他当时去担任内阁总理的想法，就好像也很难猜测他在1937年敢于接手外交部长时的心境。
     王宠惠的外交部长一职直到1941年6月卸任，那时候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还有6个月，但中国已经是美国《租借法案》的受援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是英美联盟的一部分，并逐步获得丧失了一百多年的大国身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际身份由“万国朝贡”体系的盟主转变为屈辱条约体系的弱者。所有在外交上的努力，不过是利用各个列强的矛盾而维持短暂的平衡。从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4年间的变化不可不谓天翻地覆。这一影响要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日渐清晰。对于一个职业外交官来说，能将危局维持至今，实属不易。
     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方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并承担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润色和审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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