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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他一上台就晓谕地方：“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雍正起居注》元年九月)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摘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此后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网络配图 论者多以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