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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网络配图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按说，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个辉煌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细细分析，若说被言官骂成如此，并不为过。 自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职为民的处分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到后来，万历皇帝见怪不怪了，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骂吧。 本来敢于谏言、勇于谏言、善于谏言，是件好事，尽人臣之责，是关心社稷，是件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就本末倒置了，反为不美。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其四，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沉迷。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酒色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对好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万历皇帝还可能在吸毒。当时，鸦片在中国原本是一种药，从唐朝开始，四川就种罂粟产鸦片，叫做阿芙蓉。直到明朝初期，鸦片仍然仅是一种贵重的药品。但到了明朝中期，鸦片由药品变成了春药。想那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常以淫乱为乐，一旦发现鸦片有壮阳作用，焉能轻易放过?曾有消息称，“数百年后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时，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这是万历皇帝食用鸦片的铁证。”笔者未能找到史料，故在此只能说是存在可能。 故有学者指出，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毒瘾所致。笔者虽不完全苟同，但也认为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综上所述，通过我们从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并非某一种因素独立所致，而是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