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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1]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已然成为显学，成绩沛然。不过，有些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其中，首先就包括“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概念本身的来龙去脉。本文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这两个词在古希腊文、古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文字中的演变，得出结论认为，在欧洲文字中，“文明”与“国家”本是同一个词。因此，现在许多考古学家将“文明”与“国家”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文明”更多地解读为“文化”，或者，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从词源学角度看，并无根据；况且，那样做也不能减轻研究者所面临的困难。本文认为，将“文明”与“国家”基本上解读为同一个概念，正如从词源角度研讨之后所得到的结论那样，恰恰可以让研究者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使用各式不同的“文化”材料，来解读各个地区不同社会“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与形成。 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考古学家都更愿意以文化来论文明论国家。[2]与之相对，社会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注意到的更多的却是，在文明或国家概念下社会结构与管理或治理结构的变化。[3]这原因也很简单。考古学家天天打交道的就是文化，就是某个具体的发掘对象，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使用四维方式来具体描述的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墓葬、聚落、城址，等等。社会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却直接是社会本身，并且，他们许多会深入到某个活生生社会的内部去，观察它的结构与运行方式，观察有血有肉人民的具体生活。传统上，较起考古学家来，他们也更愿意使用比较的方法，因而往往会更自觉地跳出自己的田野调查视野，将自己所研究的直接对象与其他相类似的对象进行比较，然后抽象概括，提炼出自己的“类”的定义。考古学家与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这种研究对象与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他们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方法也不相同。需要对尽可能多的同类现象先归纳然后进行概括才能够提炼出来的“文明”或“国家”之类概念，所有权多半属于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时候，一方面需要使用类型学上的“文明”与“国家”之类概念，对自己所发掘的对象进行归类；一方面，又由于那些概念往往是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提出来的，概括的多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考古学家在使用时候，常常困难重重；尤其是，在最初的文明与国家产生前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物中往往缺乏足够量的文字或者根本就没有文字，考古学家难以对它们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理所当然地，考古学家们也不得不起来使用自己的语言，利用自己所熟悉的“文化”材料，对“文明”与“国家”一类概念进行修订，具体化其内涵，在进化论的视野下，将不同类型的考古实物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概念，一一对应起来。在当今中国史学传统的理论源流上，摩尔根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在研究早期社会演变时候，虽然自己的身份不是考古学家，而是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但恰恰又在这方面开了个头，以可以使用具体事物来表征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等，来指标各个社会发展阶段。比如，高级蒙昧社会，他们界定为，始于弓箭的发明，终于制陶术的发明[4]；高级野蛮社会，始于铁器的制造，终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5]。这就使得中国的考古学家更有理由这么做了。 如今，中国许多考古学家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将文明与国家分作内涵不同但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来看问题，认为，文明更多地是指某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如城址、青铜器、大型建筑、文字，等等，国家则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6]或者，有些学者将文明分作两大部分，一是某种特定的文化，一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后者相当于国家。[7]不过，不管哪种做法，它们所遭遇的困难都一样，都与前面提到的摩尔根与恩格斯的时代划分标准一样，会遇到同样的文化对应的却并非同样发展阶段的社会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因而，标准很容易被自己所暂时不知道或忽略的一些地区的情况所否定。比如，从考古学家柴尔德甚至更早以来便当作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城市，[8]在遇到古希腊的斯巴达时候便出了大的问题。[9]我们知道，都已经进入了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成熟国家社会，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斯巴达却不仅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筑有城墙的城，而且根本就没有城市——它只是由许多村落所组成的一个共同体。[10]关于青铜文化的标志也是一样。商代国家建立在青铜文化基础之上，斯巴达国家却是建立在铁文化基础之上。又比如文字。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都愿意将文字当作社会进入文明的前提或者标志物。但是，南美洲巨大的印加帝国，却是建筑在一个没有书写文字社会基础之上的。[11]又比如，以文字为标志，也无法解释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进入了国家社会的夏代的，甚至不好解释甲骨文字大量出现之前的商人社会性质的。关于大型建筑也是如此。中国的考古学家往往将大型建筑当作一个社会进入国家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物。但是，塞维斯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在酋邦社会里，酋长也有力量规划、组织与部署劳动力，进行大型工程建设。[12]从现存的一些遗址来看，结合其他材料来推论，有些大规模的系统化的工程，的确可以没有国家社会的复杂中心而建设起来。[13]中美洲前国家时期奥尔梅克（Olmec）文化中的拉文塔（La Venta）遗址，就是这样一个证明。在那里，最大的建筑物为一座金字塔，底部面积达240×420英尺，整个塔身有110英尺高，它是奥尔梅克文化形成时期的最大建筑。[14]据海泽（Robert Heizer）估计，仅仅建造拉文塔大金字塔一项，可能就需要800 000个劳动日。[15]这足够说明，在考古发掘中，一旦发现大型建筑，就认定它（们）证明了国家社会的出现，理由恐怕还不够充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文化基础相同但社会结构与管理结构却大不相同的社会，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进入了铁器时代的社会，人们通常都认为，进入了国家社会。但是，不仅仅使用了铁器，而且使用了现代热兵器的一些共同体，如凉山彝族，却没有进入国家社会。[16] 看来，将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将文明主要地视作某种特殊的文化，将国家视作某种特殊文化基础之上的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或者，将文明概念本身划分作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更多地在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明，来确立国家产生的文化标志，这都不一定对研究工作能有多大帮助。何况，在欧美文化人类学界的主流那里，文明本来就几乎是国家的同义词。[17]从西方文字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 在中国文献中，“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同人》)；“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明夷》)；“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革》)。又见于《尚书?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从字义上看，“文”是指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明”与“暗”相对，指光明，明亮；合起来，指错杂艳丽的色彩，是文采光明之意。按照黄兴涛的研究，在中国古代， “文明”一词引申开去，大致是指“文”(文教)之“明”，即文教昌明、发达之意，主要用来说明社会或族群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它具有与茹毛饮血、蛮野、洪荒、草昧、夷狄等相对的意义；这与现代西方所使用“文明”概念的基本含义具有某种相通之处。[18]清初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19]就明确是这个意思。这也许就是后来都使用“文明”一词来翻译“Civiliz（s）ation”的缘故。当然，这样翻译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根据黄兴涛的研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一些英汉词典陆续列出了有关“Civilization”、“Civilize”和“Civilized”的条目，其中，动词“Civilize”较多，名词“Civilization”较少；但直到戊戌维新以前，无论来华传教士还是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英汉词典，一般都以“教化”一词对译上述英文词。在晚清英汉词典中，直接译“Civilization”为“文明”，那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20] “Civiliz（s）ation”一词本身的出现，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大致可以描述为“Civis”（古拉丁文） →“Civilis” （古拉丁文） →“Civilizare”（中古拉丁文） →“Civiliser”（法文）→“Civilize”（英文） →“Civiliz（s）ation”（法文、英文）。[21]“Civiliz（s）ation”在拉丁文中最为接近的词，是15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Civilizatio”，那是动词“Civilizare”的完成被动时态“Civilizatus”加上后缀“-io”而成的一个动名词。“Civilizare”又源自于当时尚在使用的古拉丁文 “Civilis”，“Civilis”源自于“Civis”；“Civis”另外一个重要的派生词是“Civitas” (复数“Civitates”)。“Civilizare”现在的意思是“教化、开化、文明化”之类，但早期只是“使刑事（criminal）事件变成民事(civil)事件”之意，并由此引申为“使……进入一种社会组织”。[22]“Civilis”是形容词，基本含义是“市民的、公民的”；次义是“公共的、政治的”；再次意思是“有礼貌的”。“Civis”是名词，意思是“市民、公民或国民”（“Citizen‘”’”“”），对应于古希腊文的“Πολ?τη?”（Politēs）。“Civilizatio”的古希腊文对应词是“Πολιτισμ??”（Politismos），后者的基本意思是，“公共事务的管理”。“Civitas”的意思是，“公民身份、公民权、公民集体、城市、城邦、国家”等，其古希腊文的对应词是“Π?λι?”（Polis）。 “Π?λι?”(复数“Π?λει?”)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荷马与赫西俄德（Hesiod）时期（公元前8世纪），[23]也就是希腊城邦社会的初始时期；自那以后，城、城市、城邦、公民这些概念逐渐形成。“Π?λι?”的原义是城、城堡，后来意思扩大了，发展为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乡村的（也有例外）所谓城邦（City-state），城中有公民集会的开放场所，它又用作集市，称作“?γορ?”（Agora）。在有城也有乡村的城邦里，公民既居住在城里，也居住在乡村，但政府都在城里。到了那个时代，“Π?λι?”的核心内容演变成为公民集体，“Π?λι?”实际上等同于了整个公民集体。所以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说，一个城邦的名称，来自于这个城邦公民集体的称呼，而不是来自于这个城邦的城市或领土的名称[24]。这一点，在罗马，在拉丁文“Civis”与“Civitas”两个词的关系中，看得更加清楚：后者正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的城邦社会中，整个公民集体或者说集团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他们内部也经常不平等。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神祗，做这个城邦的公民，意味着他们都信奉这些神祗，拥有各项公民权利，尤其是宗教、政治与经济权利，享有福利，并对这个城邦履行自己的军事与经济义务。在城邦中，公民又分属于不同的亲族团体、祭祀团体与地方团体。在数百年的历史当中，希腊有过数百个这样的城邦。这是大概的情况。[25]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城邦斯巴达，前面提到过，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却没有城墙，没有城市；它只是由各个村落所组成。这样一个没有城或城市的斯巴达，却是当时希腊一个重要的“Π?λι?”，它长期与雅典争霸，影响了整个古典希腊历史的发展。[26]可见，“Π?λι?”虽然主要意思始于城或城堡，发展为城市，继之以一个在城市的管理中心来代表包括周围农村的国家，但没有城、没有城市的斯巴达却也称为“Π?λι?”，而且是最为重要的“Π?λι?”之一。因此，到了希腊城邦时代，“Π?λι?”最准确的意思，还是希腊当时状态的国家及其公民集体；有没有城，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古希腊，用来指称一个城市全部建筑与空间的词是“?στυ”(ásty)。[27]如果考虑到斯巴达的情况，英文将“Π?λι?”翻译作“City-state”，法文翻译作“Cité-état”，德文翻译作“Stadtstaat”，中文翻译作“城邦”或者“城市国家”，其实并不准确。到了罗马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国家拥有许多城市的情况，故而，“Civitas”或者“Π?λι?”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本身即拥有主权。没有主权的地方城市，在拉丁文中称作“Municipium”。 [28]由于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自己的社会较为发达，与自己比较，周围的许多族群都生活在不发达的社会里，因而每每将他们称作野蛮人（“Β?ρβαρο?”、“Barbarus”）[29]，也因此，“Π?λι?”、“Πολ?τη?”、“Πολιτισμ??”、“Civis”和“Civitas”等慢慢地沾附上了与粗鲁野蛮相对的转义。这也是后来西方学者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将“Civiliz（s）ation”定义为一种继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或者原始社会之后演进而来的更高发展程度社会的源头原因。 “Civiliz（s）ation”本词在西方的出现与演化，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公元6世纪，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撰了罗马民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公元11世纪，欧洲第一所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Bologna）大学的教授们重新发现它，“Civilis”这个词开始在西欧被注意。1388年，“Civil”这个词出现在英文中，意思是“市民的或与市民有关的”。 [30] 1704年，“Civilization”这个词在英文中出现。[31]但现代意义上的用于野蛮对立面上的“Civiliz（s）ation”，则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使用。[32]最初是法文英文使用这个词，之后从法文英文借鉴过去，德文“Zivilisation”也使用了。根据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等人的研究，最早一批这么做的有，老米拉波（Marquis de Mirabeau）、西蒙-尼科拉?亨利?兰盖（Simon-Nicholas Henri Linguet）、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约翰?米勒（John Millar）、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等人。[33]但在那个时候，“Civiliz（s）ation”的意思还只是“教化”之类。比如，1775年出版的《阿斯特（AST）词典》，就将“Civilization”释为“教化”（“The state of being civilized；the act of civilizing”）。[34]真正将这个词释读为原始社会之后的社会，那是19世纪的事情了。这些情况的历史大背景是，地理大发现与大殖民。在这两个前后关联的时代当中，西欧人包括后来殖民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西欧人的眼界大大扩展了，逐渐认识了世界各地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的文化。由于在文化碰撞中的成功，他们往往以征服者的姿态，来看待其他“落后”民族，而将自己的社会看作是“Civiliz（s）ation”的社会，因此，将“Civiliz（s）ation”这个词，越来越强烈地与“Savagery”（蒙昧）和“Barbarism”（野蛮）对立起来，这最终导致中国学者所熟悉的摩尔根蒙昧、野蛮与文明三大时代的划分。[35]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在西欧后来的文字中，英文“State”，法文“état”，德文“Staat”，最早应该与意大利文“Stato”有关。按照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1532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第一次使用了“Stato”这个词，来称呼拥有领土的主权政府。[36]根据韦氏词典等等的说法，则英文这个词的演化途径是，“State”来自于“Stat”（中世纪英文），“Stat”来自于“Estat”（古法文），“Estat”来自于“Status”（拉丁文）。[37]“Status”的意思是，站立的姿态、情况、阶等、地位、身份，等等；它是动词“Stare”（站立）一词的完成被动时态分词。[38]随着14世纪罗马法在欧洲的复兴，这个拉丁词被用来指一个人的法律地位，尤其是那些地位高贵者包括国王所拥有的特殊地位。[39]如今，欧美学术界较为广泛接受的说法是，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合法垄断了武力使用权的”组织，这是马科斯?韦伯1918年在一次讲演中提出来的[40]。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称国家，是指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一种政治组织，其核心内容在于一个拥有主权的垄断了武力或者暴力合法使用权的政府。在文化人类学中，现在普遍用它来指称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一种复杂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它拥有一个垄断了强制性权力合法使用权的治理中心。因此，它在词源学上更加接近于古希腊文的“Πολιτε?α”。在现代英文中，“Polity”(国家、政体)[41]最终就是从这个词演化而来的。从词源上追溯，英文“Polity”最早出现于16世纪30年代，源自于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期的法文“Politie”，法文又源自于后期拉丁文“Politia”，[42]拉丁文源自于古希腊文“Πολιτε?α” (“Πολιτε?α、πολ?τευμα”，拉丁化对译为“Politeía、políteuma”) [43])。在涉及到政治组织时候，“Πολιτε?α”最基本的意思是，政府，城邦的组织结构，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国家。在古典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使用“Πολιτε?α”来指称国家政权的组织形态，尤其用来指称结合了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优点的一种混合政体。[44] 另外还有一个拉丁词“Res publica”，在涉及到政治时候，通常，学者们认为，其古希腊文的对应词也是“Πολιτε?α”；虽然，前者在其他很多方面的意思，与后者并不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用作“政府”、“国家”、“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等等时候，“Res publica”与古希腊文的“Πολιτε?α”很为相当。“Res publica”的字面意思是“公共事物、公共事务”，与“私人事物、私人事务”（“Res privata”）相对。词典里列出的它的意思是：“公共财产、国家、共和国、公共事务、国家政府的组织制度或结构、政治，等等”。它常用的意思之一就是“国家”；不过，它强调的是，大家共有这么一个性质。英文“Republic”（共和国、国家【古语】），最终就是源自于这个词。[45]这也就是说，“Republic”源自于“Res publica”，“Res publica”对应于“Πολιτε?α”。因此，后来使用英文的人，往往将柏拉图的Πολιτε?α，译作The Republic。[46]许多人由此以为，“Πολιτε?α”或者“Res publica”，只是指共和国。其实，这是一种大的误解。罗马人使用“Res publica”，既用来指称共和时期的罗马国家，也用来指称王政时期与帝国时期的罗马国家。[47]而“Πολιτε?α”并非光指共和国，这仅仅从柏拉图那部著作的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在他的理想国家中，是由哲学家做王的；[48]而现代概念上的共和国，却不应该有王，尤其不能有掌握实权的王；现代政治学上的共和国，是与那种掌握有实权的王统治着的君主制国家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中文流行的是将柏拉图那部著作译为《理想国》，那是从内容来翻译书名的。也有人将它译作《共和国》。其实，柏拉图的Πολιτε?α，从字义上说，更准确的不会产生歧义的译法，英文应该就是The State，中文就是《国家》。 总结一下。 “Civiliz（s）ation”对应于15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拉丁文“Civilizatio”，后者的古拉丁文词源最终是“Civis”，后者还派生出来过“Civitas”，它们分别对应于古希腊文的“Πολιτισμ??”、“Πολ?τη?”与“Π?λι?”。需要注意的是，在古希腊文中，这三个词的关系却是，“Π?λι?” →“Πολ?τη?” → “Πολιτισμ??”。“Π?λι?”最初的意思是“城、城堡”，后来慢慢地演化成为“城、城市、城邦、国家、公民集体、公民权利，等等”。“Civitas”由于直接是从“Civis”派生出来的，所以它首先的意思就是“公民身份、公民权、公民集体”，然后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也即现在所说的“国家”。这种“共同体”，在罗马人的经历中，最早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邦”。在拉丁文中，“城市”开始是使用“Urbs”这个词，后来，在“城市”这个意思上，“Civitas”也逐渐地成为了“Urbs”的同义词，甚至代替了它。[49] 英文“State”（国家）这个词，最终源自于拉丁文“Status”，意思是“站立的姿态、情况、阶等、地位、身份，等等”。 英文“Polity”（政体、国家、政府），拉丁词源是“Politia”，“Politia”源自于古希腊文“Πολιτε?α”。在涉及到政治组织时候，“Πολιτε?α”意思是，“政府、城邦的组织结构、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国家，等等”。 英文“Republic”（共和国、国家【古语】）的拉丁文词源是“Res publica”，后者意思是“公共财产、国家、共和国、公共事务、国家政府的组织制度或结构、政治，等等”。在“政府”、“国家”、“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等意思上，“Res publica”又对应于古希腊文的“Πολιτε?α”。 综上所述，可以看得出来，现代英文中“Civiliz（s）ation”（文明）与“State”（国家）两个概念，核心内容在词源上能够追溯到西欧（广义上的）最早的并且对后世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字古希腊文的地方，无非就是“Π?λι?”和“Πολιτε?α”。前者词干为“Πολ?-、πολε-”，后者词干为“Πολιτει?-”。两个词具有相同的词根“Πολ?-、πολε-”。从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说，“Πολιτε?α”来自于“Π?λι?”，“政府、国家、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来自于“文明”，而“文明”的本义就是“国家”。可见，从词源学上来讨论问题，“Civiliz（s）ation”（文明）与“State”（国家）本是一家，最初的意思就是“城、城堡”。到了古典时期，“文明”的词源“Π?λι?”，“政府、城邦的组织结构、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国家”的词源“Πολιτε?α”，除了两者的基础都落在公民身上之外，区别主要是，前者的重点在于，国土与人民；后者的重点在于，这个社会管理组织的结构。从词源学上追溯，不管是“Civiliz（s）ation”（文明），还是“State”（国家），都与“Civiliz（s）ation”（文明）后来衍生意义上的“文化”，包括所谓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在中国，“文明”与“国家”在汉字源头上的意思，差别较大。“文明”正如前面所言，词义是文采光明之类意思，演变下来，指文教昌明、发达。“国（國）”字在甲骨文中写作“或”，含义则与“Π?λι?”最初的意思一样。从字形上看，它就是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有“武器”守卫着。所以说文解释“國”从“口”，从“或”。从“口”，象形以城墙或壕沟之类圈起来的一块地方。而“或”者，“戈”部[50]。两者相联，“城”也。故“國”字形象地示意了中国古代主要国家的战争起源模式，这与古希腊文“Π?λι?”从“城”演变成为“城邦”或者说“城市国家”，暗示了战争在古希腊人大多数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一样。当然，在中国，除了“國”字，还有可以通用的“邑”(“邑”字应该先于“國”字——林沄[51])与“邦”字，从它们早期的字形上看，只是关联到围起来的一块地方，以及住在这块地方的人民（及其活动——“邦”），与战争关联之暗示，并不那么强烈。[52]但这些材料并非就一定说是表示，中国的古代国家起源模式有战争与可能非战争两种，而希腊等其他地区只有战争一种。学术界认为与古希腊人有着牵连的赫梯人，留下来许多楔形文文献，他们的文字是今天我们所可以看见的最早的印欧语系文字之一。在赫梯人那里，“聚落、城、城市、国”（“Happir(iy)a -”，表意字为苏美尔字“URU”）一词的本义却是“市场”。[53]如果仅仅从词源角度来解读一个社会的演化模式，那么，赫梯人的“Happira-”，较之“邑”与“邦”字，似乎更能够让人得出非战争模式的答案。然而，读读赫梯人留下来的大量的楔形文文献，第一印象肯定是，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甚至，差不多可以说，在有一段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是最为成功的好战民族；整个赫梯民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已经组织成为一部战争机器了。可见，仅仅以词源学来解读一个社会的起源与演化模式，那是很有局限性的。 把这篇小文章总结一下。我们以为，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虽然，这两个词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恩格斯所言，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54]正是显示了这两个概念的一致性，以及在这个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强调重点之区别。恩格斯的话绝不意味着，“文明”与“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恩格斯的古典文化包括古典语言修养极佳，他不会这么做的。 此外，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从西欧文字词源上看，同样没有根据。何况，那样做以后，所面对的研究上的困难也并不减轻。正如前面所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某种文化并非一定会产生某种社会结构，只会产生那种社会结构。 因此，我们的看法是，研究文明起源，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有意思的是，从词源上看，不管是苏美尔文的“URU” [55]，阿卡德文的“ālu” [56]，赫梯文的“Happir(iy)a -”，古希腊文的“Π?λι?”、拉丁文的“Urbs”、“Civitas”，还是汉字的“邑”、“國”、“邦”，讲的都是人与地。所谓“有土有人，斯成一邑（國、邦）”，[57]而既然成“邑（國、邦）”，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总的趋势当会越来越复杂。抓住了这一点，应该也就抓住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关键点，包括人类从平等社会进入复杂社会包括文明社会或者说国家社会的关键点。 当然，我们从词源上探索了一下，认为不能将西方的“文明”与“国家”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文明”更多地解读为“文化”，或者，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并非是说，我们不需要使用“文化”来解读“文明”，尤其是在前文字时代。将“文明”与“国家”基本上解读为一个概念，如恩格斯那样，并不妨碍我们使用“文化”材料来解读“文明”。甚至可以说，这样做，恰恰让我们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使用各式不同的“文化”材料，来解读各个地区不同社会“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比如，打破今天许多的考古学家将青铜器、文字、大型建筑等等“文化”材料对应于“文明”的框框，我们则更有可能开放思维，在青铜器与文字时代之前寻找“文明”；在铁器时代寻找“文明”；在没有大型建筑的地方，寻找“国家”。我们可以不拘一格，使用不同的“文化”材料，集中地来探讨人类早期社会结构的演变，而不必先给自己套上框框，只有什么样的“文化”，才会产生“文明”，才会产生“国家”。 后记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廖学盛师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方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Mainz）的Silvin Koshak师也和我有过许多讨论；沈长云与王晖二先生在甲骨文方面多所指教；罗马史专家胡玉娟女士与亚述学专家国洪更先生提供了不少材料；一并致谢。 注释： [1] 原载于《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之后经过修改，再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3期（2012年）。 [2] 典型的表现就是将金属器具、文字、城市、大型建筑等等列为文明标志的所谓“‘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童恩正语。参见童氏《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童氏说法来源于Lamberg-Karlovsky and Sabloff, Ancient Civilization: The Near East and Mesoamerica, Menlo Park, California: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1979, p.24)。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在中国也已经受到了许多批评。比如，可以参见王震中：《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184页；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易建平：《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需要国际学术大背景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总第2期；朱凤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文物》2001年第2期 [3]比如，可以参考F. Oppenheimer, Der Staat, 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 1907; M.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GRIN Verlag, 2009[1919]; J. H. Steward,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M.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5; Claessen, H. J. M., and P. Skalník, eds.,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78; Johnson, A. W., and T. K.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7），第9-10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F. Engels，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b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Zürich， 1884），第19-20页。 [5]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3页。 [6] 较早明确了这一思路的学者有夏鼐，虽然，他看中的更多地是“文明”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参见其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可以参见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李绍连：《“文明”源于“野蛮”——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许顺湛：《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9年第3期；彭邦本：《文明起源的“三要素”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曹兵武：《文明与国家——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三》，《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3日第3版。 [7] 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载《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王巍：《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概念的理解》，《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王巍的这一观点最早见于2001年8月，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提交了论文提要《谈谈文明与国家概念的异同》。早于他们，历史学家孙淼就提出了相似看法。参见孙淼：《夏商文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4页。 [8] 关于柴尔德的观点，参见V．G．Childe, “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1(1950): 3-17。 [9] 通过对希腊“黑暗时期”（Dark Age, c.1100-750 BC）和“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s, 750-500 BC）城市化和国家形成证据的研究，莫里斯（I. Morris）否定了两者之间必然的联系。参见I. Morris, “The Early Polis as City and State”, in J. Rich and A. Wallace-Hadrill, eds.,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25-58. [10] 关于斯巴达，可以参见G. L. Huxley, Early Spart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 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 BC,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11] 关于印加，可以参见J. A. Maso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Peru,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8; Th. C. Patterson, The Inca Empire: The Form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a Pre-Capitalist State, Explorations in Anthropology,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1991; M. E. Moseley, The Incas and Their Ancestors: The Archaeology of Peru,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2。 [12] E.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140-141, 162;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178. [13]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196. [14] 特奥蒂华坎(Teotihuacán)的太阳金字塔为689×689×210英尺。 [15]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180. [16] 关于凉山彝族文化发展状态与社会-政治制度，可以参见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周自强：《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胡庆均：《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四川省编写组：《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何耀华：《论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西南民族研究》（彝族研究专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42页；袁亚愚主编：《当代凉山彝族的社会和家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学良、于锦绣、范慧娟：《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杨怀英主编：《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7] E.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xi. [18] 黄兴涛：《清末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19] 李渔：《闲情偶寄》，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页。 [20] 黄兴涛：《清末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1] “Civil”, “Civilize”, “Civilization”,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version 3.0, 2003; “Cīvis”，“Cīvīlis”， Ch. T. Lewis and Ch.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9: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text:1999.04.0059:entry=civis,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text:1999.04.0059:entry=civilis1,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Civil”, “Civilize”, “Civilization”,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Douglas Harper, 2001-2010: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civil&searchmode=none,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Civilize&searchmode=none,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civilization&searchmode=none,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22]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Glasgow: Collins, 1976)，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 [23] “Polis(π?λι?)”, M. Cary, et al.,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709. [24] Thucydides 7.77.7.上面所引是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一书的意译；参见M. Cary, et al.,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709。许多学者的翻译与此略有不同，他们大都将此句直译作，“是人，而不是城墙或者没有人的空船，创建了城邦”之类。比如，可以参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169）, IV,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F.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158-159。 [25] M. Cary, et al.,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709; V. Ehrenberg, The Greek State, New York: The Norton Library, 1960; R. Seale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 States: Ca 700-338 B.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M. I. Finley, 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 rev.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I.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J. K. Davie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L. G. Mitchell and P. J. Rhodes, 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39-48; B. M. Greece, “The Stateless Polis (11-4 centuries B.C.)”, in L. E. Grinin, et al. (eds.), The Early State, Its Alternatives and Analogues, Volgograd: Uchitel, 2004, pp.364–387; E. Ch. L. van der Vliet, “Polis. The Problem of Statehood”,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4(2), September 2005: 120–150; Kostas Vlassopoulos, Unthinking the Greek Polis: Ancient Greek History beyond Eurocentr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 Thucydides; G. L. Huxley, Early Spart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 P. Cartledge,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 BC,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27] H. 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A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Henry Stuart Jon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263. [28] “Mūn?c?p?um”, Ch. T. Lewis and Ch.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municipium&fromdoc=Perseus%3Atext%3A1999.04.0059,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29] “Β?ρβαρο?” (Bárbaros)，这个词早期是希腊人用来指称那些说非希腊语的外族人。“Β?ρ-，βαρ-”音节本身在希腊语中并无意义。它出现的原因大概在于，希腊人听不懂外族人说话时候，故意嘲笑性地学人家说话，宛如北京人有时候听不懂外地人说话时候，故意嘲笑性地“嘟噜嘟噜”学人家说话。从这个词的起源可以看出，它一开始就带有歧视性，虽然那个时候它还并非是指野蛮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它逐渐具有了“未开化、野蛮”之类意思。参见D. Booth,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J. and C. Adlard, Bartholomew Close, 1830, p.113。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廖学盛师告诉我，拉丁文“Barbarus”是罗马人从希腊人的Β?ρβαρο?”那里借用过来的，但是，由于罗马人后来成了征服者，希腊人成了被征服者，“Barbarus”有时候也被罗马人用来指称希腊人。感谢廖师提供这条材料。 [30] “Civil”,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31] 当时的意思只是“使刑事程序民事化的法律”。“Civilization”,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civilization，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32] 英文在此意义上使用，首次是在1772年，它可能来自于法文“Civilisation”。“Civilization”,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civilization，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33] 比如，可以参见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文明》，载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05-321页。该文原文见émile Benveniste, “Civilization.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mot”, in émile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66, pp.336-345. [34]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文明》，载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第314页。 [35] 摩尔根：《古代社会》。 [36] Niccolò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a cura di Giorgio Inglese, con un saggio di Federico Chabod, Einaudi, 2006[1532]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K. Marriott [Release Date: 11 February 2006 (EBook #1232):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232/1232-h/1232-h.htm#2H_4_0007]。这部书是他在1513年写作的，但直到他死后5年也即1532年才出版。 [37] “State”,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State (n.1)”: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state&searchmode=none,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38] “Stat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state&searchmode=none, retrieved 24 August 2010. [39] “Status 1-2”, “State 3-4”,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40] “Heute dagegen werden wir sagen müssen: Staat ist diejenige menschliche Gemeinschaft, welche innerhalb eines bestimmten Gebietes - dies: das ?Gebiet? geh?rt zum Merkmal - das Monopol legitimer physischer Gewaltsamkeit für sich (mit Erfolg) beansprucht.” M.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p.4. [41] 一般认为，这个词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疆域及其政府。较早的作家如霍布斯就是这么使用这个词的。Thomas Hobbes, Leviathan (1651): http://www.earlymoderntexts.com/pdf/hobbes2.pdf, retrieved 27 August 2010. [42] “Polity”, “Polic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polity&searchmode=none,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police&searchmode=none, retrieved 26 August 2010; “Polity”, “Police”, 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43] “Politia”,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Politia&searchmode=none, retrieved 26 August 2010. [44] Aristotle, Politic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264),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45] 英文“Republic”出现于1600年左右，它来自于法文“République”,后者又来自于中世纪法文“Republique”，“Republique”最终来自于拉丁文“Res publica”。参见“Republic”，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republic&searchmode=none, retrieved 26 August 2010；“Republic”，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pringfield, MA: G & C. Merriam Company, 1976, p.1928。 [46] 比如，洛伊布丛书就是这么翻译的。参见Plato, The Republic (Loeb Library No. 237),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aul Shore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47] “Res, II.K”, Ch. T. Lewis and Ch.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4.0059%3Aentry%3Dres, retrieved 22 August 2010. [48] Plato, The Republic. [49] “City”,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city&searchmode=none, retrieved 26 August 2010. [50] 今人研究认为，许慎说“或”字从“戈”错了；“或”字甲骨文应从“弋”，表示各种武器。参见邵英：《古文字形体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51] 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52] 当然，也有争议，也有学者认为，“邑”字与战争关联密切。 [53] “Happiriya-”源自于“Happir-”（买卖，交易）一词。参见J. Puhvel, Hittit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Vol.3, Words Beginning with H,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1, 第125-128页“Happir-，Happar-”、“Happir（iy）a-”词条。 [5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6页。 [55] R. Labat, Manuel d' Epigraphie Akkadienne, Pairs: 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 1976 [1948], pp.56-57. [56] R. Labat, Manuel d' Epigraphie Akkadienne, pp.56-57. [57] 叶玉森语。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邑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3页。 作者简介：易建平，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