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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演进到汉武帝这一代时，刘彻并没有忘记曾祖母当年的恶行。在他晚年，也就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当卫皇后和太子刘据被小人江充以巫蛊之罪陷害，死于非命后，需要再立太子时，他做出了一个重要且极端的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汉武帝之所以要确定这一残忍的防范原则，就是谨防类似“吕后”这样垂帘涉政所导致的悲剧再度发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中是这样记载汉武帝晚年立太子过程的：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少，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其译意为，老年刘彻的宠妃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虽然年纪尚小，但身高体壮，好学多知，刘彻特别疼爱，想立其为太子，但考虑到弗陵年幼，而其生母还很年轻，因此犹豫再三。后来，汉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在将钩弋夫人以罪赐死后，方才立刘弗陵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昭帝。汉武帝对确立这一防范原则的初衷，是这样向大臣表述的：“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耶?故不得不先去(除)之也。”  网络配图 汉武帝这一看似不通人情的残酷的防范原则，在封建专制社会的皇位继承中，却也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合理性。虽然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遵守这一原则的皇帝很少。 但，后来的北魏却遵守了这一原则，每当皇帝欲立太子时，宫中必是哭声一片，因为，这意味着太子生母的生命行将结束了。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崽去母”现象，到魏宣武帝准备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却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元诩的母后死于非命，动了恻隐之心，让这个幸运的女人止步于地狱的门槛前。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宣武帝的恻隐之心而带来美好的回报，也没有因此翻开美丽的一页，却反而印证了汉武帝防范原则的正确性。这个幸免一死的女人，即日后的胡太后，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阴事。最后，竟然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彰显汉武帝“子为储君，母当赐死”这一防范原则正确性的，还有唐代的另一个女人，那就是武则天。与吕太后和胡太后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后宫才人到出家，再还俗到成为唐高宗的妃子-贵妃-皇后，直至皇太后;其演变过程本身的吊诡，就充满了阴谋和杀戮，这一过程早己提前验证了汉武帝防范原则的真理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