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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骑 大业十一年(615)四月，“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选补官员，发河东兵征讨盗贼(23)。李渊父子因之到太原。八月，隋炀帝在雁门，为突厥始毕所围。李渊于河东征兵，“声势继进，故得解围”[11]。这是李渊首次利用太原兵马与突厥交锋。十二年(616)十二月，李渊为太原留守(24)，全权统领河东兵马，防御突厥。 太原为隋军事重镇。《隋书》卷四五《庶人谅传》(25)略云： (开皇)十七年(597)，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遂讽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高祖从之。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 汉王杨谅之所以能在太原广招兵马，大修武备，作为谋反之资，就是因为“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可见太原在防御突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隋屯兵太原，其使命就是防御突厥。 在这种政治、军事背景下，李渊父子到太原赴任。这不但直接导致了唐朝的建立，而且在突厥与中原王朝战争史上，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太原时刻面对突厥的进攻，到太原，就等于站到了与突厥交锋的前线。李渊之职，即“率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北备边朔”。面对强敌和重任，李渊曰：“匈奴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汉魏，历代所不能攘，相为勍敌者也。今上甚惮塞虏，远适江滨……以此击胡，将求以济。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当用长策以驭之，和亲而使之，令其畏威怀惠，在兹一举。”[11]据此，李渊成竹在胸，自有驭敌长策。 李渊是如何应对连隋炀帝都退避三舍的突厥呢?易言之，李渊以何种力量、以什么战术与突厥交战呢?《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了李渊练兵的详情。其文云(26)： 既至马邑，帝与(王)仁恭两军兵马不越五千余人，仁恭以兵少，甚惧。帝知其意，因谓之曰：“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廵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当今圣主在远，孤城绝援，若不决战，难以图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亲，言而诣理，听帝所为，不敢违异。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见走兽飞禽，发无不中。尝卒与突厥相遇，骁锐者为别队，皆令持满，以伺其便。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以其所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战者，常不敢当，辟易而去。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帝知众欲决战，突厥畏威，后与相逢，纵兵击而大破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自尔厥后，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由于久在太原接触突厥，李渊对突厥所长及生活习惯有清楚认识。他对突厥的策略，即“同其所为，习其所好”，不但在骑射上向突厥学习，师突厥长技，而且使士兵完全突厥化。他“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是一个大胆而有创意、有魄力的尝试，即：不仅以突厥的作战方式训练兵士，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一如突厥，逐水草而居，驰骋射猎，使士兵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变隋兵的面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李渊部下精兵彻底突厥化，甚至突厥遇到这些兵士时，也都无法辨伪，认为是突厥部落，真正做到了以假乱真。因此说，李渊的长策与战略，即完全取法突厥。之后与突厥作战，李渊使用的就是这些善于骑射、与突厥不辨真伪的精骑。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全国和征服突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作战有两大特色，一是深入敌阵，二是出奇兵。《旧唐书》卷六〇《淮阳王道玄传》略云(27)： 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尝从容谓侍臣曰：“道玄始终从朕，见朕深入贼阵，所向必克，意尝企慕，所以每阵先登，盖学朕也。”太宗也认为“深入敌阵”为其作战特色。其具体事例，如武德元年(618)攻打薛仁果，《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十一月条(28)云： 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罗睺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世民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罗睺引兵还战。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阵，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睺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遂进……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 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睺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在与罗睺的对峙中，李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阵”，是制胜的关键。正因为李世民带领的精骑深入敌阵内部，“唐兵表里奋击”，才转败为胜。不仅如此，在对薛仁果的致命一击中，李世民更是冒险深入。观李世民和诸将的对话，可知他抛弃步兵，放弃攻城的工具，轻装前进，轻骑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一直深入到敌方城下。这种深入敌阵的作战方法，使秦王最终讨平了薛仁果。 李世民出奇兵的作战方法，更是不胜枚举。如《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617)八月条(29)云： (李)渊与数百骑先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将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且诟之。老生怒，引兵三万自东门、南门分道而出，渊使殷开山趣召后军。后军至，渊欲使军士先食而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阵于城东，世民阵于城南。渊、建成战小却，世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冲老生阵，出其背，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渊兵复振……遂克之。 又如上论李世民与薛仁果部将罗睺酣战时，李世民“以劲兵捣其背”[12]，“出贼不意，奋击大破之”[13]。再如《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620)四月条(30)云： (宋)金刚尚有众二万，〔戊午〕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七里。世民遣总管李世勣与战，小却，为贼所乘，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阵后，金刚大败，斩首三千级。 据上引可知，李世民用兵，常出其不意，率领骑兵或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后，或在侧面迂回奋击，或正面直接冲击。面对这种迅捷的奇兵，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自乱阵脚。李世民也因此大获全胜。 不论深入敌阵还是出奇兵，仰赖的都是风驰电掣的骑兵，即《通鉴》所记的“精骑”。也就是说，灵活机动地运用精锐骑兵，是李世民的战略战术，也是唐平定隋末割据势力、直至横扫塞北的基础。追根溯源，李世民所使用的战术，正是突厥的作战方法。李世民在太原身先士卒地学习突厥战法，驰骋射猎，一同突厥，因而能够建立赫赫战功。从这种意义上说，突厥的作战方法，直接影响了唐帝国的建立。 李世民受突厥影响，还不只是停留在师法突厥战术的层面，尚有更为深刻的内容有待发掘。终其一生，李世民都对骑射游猎情有独钟，欲罢不能，以致长孙皇后临终前谆谆劝诫太宗要“止游畋”(31)。群臣对“畋猎”的进谏，更是史不绝书(32)。以下略引两段史料进行说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627)条云：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赡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 孙伏伽明确指出，太宗之好骑射，是“少年为诸王时所为”。这也正如太宗自己坦言的，“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33)。究其原因，当是李世民在太原时，“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的结果。游畋、骑射，是突厥主要生活方式，李世民受其熏染，又刻意学习，骑射之好，沦肌浃髓。同书卷一九五贞观十一年(637)条[14]6131云： 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征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这段太宗君臣的对话，值得细究(34)。从初即位时孙伏伽进谏，到十多年后群臣上封事，太宗游猎之好，一直未能改变。太宗喜好游猎，认为其与武备有关，而群臣认为游猎不符合帝王行为规范。这实际上体现了两种观念和文化的冲突。突厥等游牧民族，频繁游猎，认为游猎是军事教育，是国家武备的保证；而在中原华夏文化中，游猎是荒淫之举，是帝王的过失，应力戒之。魏征深知华夷观念之矛盾，因而不置可否，令太宗自行抉择。从太宗对游猎与武备的认识上，可以看到，突厥对太宗的影响，不只是在风俗、习俗上，而是深入了太宗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中，使太宗在思想上认同了突厥的观念。游猎之辩，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太宗处在文化的两难之境，虽贵为天子，仍无可奈何。 太宗与突利的香火盟，更能说明问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世民用突厥法，与突利结为香火兄弟(35)，“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深可惊讶者也。”(36)也正是因为太宗深受突厥文化浸染，认同突厥观念，才能接受北方民族“天可汗”的尊号，才能视华夷如一，形成唐朝博大恢宏的气势、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李世民通过香火盟将自己突厥化，与其作战方式上师法突厥，都是唐起兵前“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的必然结果(37)。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很早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经过北朝与突厥的频繁战争和贸易，中原文化与突厥文化已开始互相融合，彼此影响。李渊的精骑军队与突厥难分彼此，唐朝使用精骑战术，只是这种交流影响的一个侧面。唐朝师法突厥的战术，丰富了唐代军事文化，改变了隋代方阵作战的不利局面，完善了唐朝的战略战术。也正因为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师法突厥长技，唐才能统一全国，称雄亚洲，声势远播西域，成为真正的大唐帝国。因此，突厥对唐朝历史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由于研究者多注意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文化的吸收，忽略北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影响，因而枝蔓论述如上。 除了用突厥的作战方法与突厥作战之外，唐朝还直接使用突厥兵。李渊在太原起兵，称臣于突厥，得到突厥兵马之助。关于唐初李渊用突厥兵马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八月条记载： 癸巳，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匹，从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据此，似唐借突厥兵500人，马2000匹。实际上，唐使用的突厥兵远远超过500这个数字。《执失善光墓志》(38)记载： 曾祖淹，本蕃颉利发，皇初起太原，令数千骑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仍隆特制，以执失永为突厥大姓，新昌县树功德碑。爰从缔构之初，即应义旗之始。功陪造化，德赞开天。 在李渊初起兵时，执失淹领数千骑援接至京。执失家族之所以在唐备享荣宠，正是因为执失淹带部落兵参加了唐建国大业。从颉利发执失淹带“数千骑”看，唐在起兵前后，大量使用了突厥兵。 无独有偶，《阿史那勿施墓志》也记载了唐用突厥兵事。其文云： 祖奚纯，单于处罗可汗，隋拜左光禄大夫，赐婚李夫人。属隋季版荡，鹿走秦郊；大唐开运，龙飞晋野。太上破宋金刚，处罗可汗遣弟步利设帅师来与□会，其后，处罗可汗率兵马助起义，至并州，留兵助镇而去[15]。 唐破宋金刚在武德三年，墓志称此时突厥又增派兵马助唐。墓志文字夸张，但也具体反映了当时唐与突厥的复杂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隋末战乱时期，并不只有唐用突厥兵，各路诸侯多称臣突厥，得到突厥兵马援助。如李密队伍中，有“胡骑千群，长戟百万”(39)，这里的“胡骑”，即突厥兵。隋末逐鹿中原的群雄多借突厥兵马，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根据新出土墓志，我们可以知道，突厥兵马在唐军中的实际数量以千万计。大量的突厥兵参战，推动了唐兵的进一步突厥化；而唐兵饮食起居“一同突厥”，又吸引更多的突厥兵为唐所用。随着唐在长安根基立稳，突厥部落逐渐归顺，可供唐利用的突厥及其他部族蕃兵就更为增多了。 使用蕃兵，不但在唐初帮助唐完成统一大业，而且在唐代数百年的历史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点陈寅恪先生已有详细深刻论说[16]，本文不赘述。 汪篯先生指出，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正是由于运用精骑[17]。而唐之所以能有精锐骑兵，一方面是突厥兵马直接参与；而另一方面，也是更有重要意义的方面，则是唐同化于突厥，直接师法了突厥的精骑战术。 唐初的精骑战术，是积极进攻、主动出击的战术。从李渊师法突厥开始，骑兵就不再是躲在战车、鹿角之间的被保护者，而是横刀跃马、冲锋陷阵的生力军，是进攻的主要力量。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因而唐不用借助天险防御突厥，不再修筑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二年(628)九月条云： 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第三”云： 李勣……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40) 唐太宗“扫清沙漠”的豪言壮语，气吞山河，体现了唐朝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唐不再修筑长城，与精骑战术密切相关，是唐初抛弃隋消极防御北方战略的体现。从方阵到精骑，唐不但实现了对突厥战术的转变，而且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也完成了国家军事战略的改变。唐太宗称李世勣在并州为国之长城，固然是对李世勣镇守之功的肯定，也回应了本段开篇所论太原在与突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