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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47岁的范文澜历经辗转曲折，抵达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当时的陕北正值严冬，但他万分激动：“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在延安，他与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大熔炉，在看不见硝烟和炮火的理论战线上，以学术研究为抗战胜利、民族解放贡献了独特力量。 延安史学 促进民族觉醒 作为抗日根据地学术建设中的光辉篇章之一，以范文澜等为代表人物著述的延安史学，是学术抗战的结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书籍资料不足，而历史学家们以高度的热情和使命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自己的研究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在毛泽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等思想的指引下，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挖掘民族精神，完成了一批传世之作，激励了万千读者，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曾盛赞范文澜：“他脱下教授的长衫，穿上抗日战士的军装，与民族共命运，与群众同呼吸，从中原游击战场，来到延安宝塔山下。窑洞里的油灯陪伴着他，撰成《中国通史简编》，从内容到风格都使人一新耳目；又撰成《中国近代史》，奠定了此一重要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他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的结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大力开拓、发展显著的新阶段。 范文澜正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编撰于抗战时期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得到了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其中，前者是首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史的著作，后者则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在延安，历史学家吕振羽发表了《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等大量论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在延安附近的大砭沟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 延安大学延安学研究院副教授杨利文称，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中正式形成。延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以及对新中国史学研究的巨大影响方面，如将中共党史研究列入史学研究，延安史学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