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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斯扬 硅谷梦想充斥了整个世界，像汤因比这样过时的历史学家能否阻止这场噩梦？作为一个道德思想家，他曾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他为困在丛林之中、内心充满绝望的人文学者注入了勇气，照亮了前方的路。 阿诺德·汤因比在1947年登上《时代》封面时，杂志的评论称其著作是“自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以来……最富启发性的历史理论”。但在1921年，汤因比的身份还不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和哲学家，而是《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的随军记者。那年9月，这个年轻人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搭上了开往伦敦的“东方快车”。望着窗外静寂的巴尔干半岛，汤因比陷入了思考，关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光辉与阴暗——“现代技术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同样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彼时，欧洲战场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尽——工业化战争的激进狂热还留有余温，数百万生命曾在这里血流成河。 欧洲人期待优越的生活，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科学的发展能够满足集体的所需。一战肆虐而过，从伦敦到莫斯科，理性化逐渐占据了上风。实证研究与新的技术手段被广泛运用到各方面：城市景观与国家人口、脑力劳动与家务琐事。众多的政府管理者与社会活动家达成了共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设计，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的。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我们的时代也充满了等量的自信。我们乐观地认为，科学思维便能解释这个世界，而大多数问题的解决之道无外乎是一次迅捷的技术修复。我们开始将令人懊恼的社会、政治困境视作一种单纯的设计缺陷，通过数据科学与配套装置的技术整合，短板会弥补，错误会纠正。这种教义的倡导者大多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科技产业喜欢用“辉格式”的叙事方式来包装人类的数字化提升：告别蒙昧的时代，进入光明的未来，在这个愈加快乐和开放的社会，所有事务都能被准确高效的测量和设计。 数字化的概念大行其道，我们兴冲冲地筛选着最优方案，从训练、睡眠到治安管理、的士服务，甚至连日常教学也被纳入其中。层出不穷的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对阶梯教室的功能带来了挑战，使其成为闲置的资源。在人们的观念中，仿佛科学思维可以解释一切，数字创新则负责优化一切。 当我们如此笃定，认为掌握足够的能力便能改造世界，人文科学又该何去何从？汤因比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几十年。与其他人一样，他对于新发现与新创造也充满了好奇，但同时拒绝接受这种绝对的观念，即科学是无所不能的。汤因比经过深思熟虑后对于技术提出的批判，提醒我们意识到，诗人、历史学家、艺术家与人文学者都值得人们为之骄傲——这是一项与人类道德有关的工程，尤其是身处科学发展的滚滚洪流中。我们需要英雄挺身而出，或许汤因比可以胜任这个角色。 童年时期，汤因比会不定期地去父母朋友的家中做客，对方是一位知名物理科学教授。每次拜访，最让汤因比期待的环节是参观教授的图书馆。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查找和翻阅自己感兴趣的各种书籍：文学史诗、诗集、最新的科学理论、地质勘探、化学以及动物世界。（据说其中就有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那个7岁的男孩花了三天时间才把这本书读完）我们必须承认，汤因比后来的知识广度与思想深度得益于童年良好的阅读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汤因比发现书架上那些为他所珍视的著作被一摞摞科学期刊所取代，他隐隐地觉得，这不是思想的进步，而是一场破坏性的运动。汤因比回忆道，图书馆遭到了“入侵”，专业类刊物抢走了人文书籍的地盘。有一个场景让他感到很沮丧——雪莱的诗集以及《物种起源》被胡乱地堆在一个做工粗糙的架子上，旁边还摆放着装有细菌样本的玻璃瓶。若干年后，图书馆的人文气息越来越淡，“这里不再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地方”。 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革和发展，新生事物的轮番登场让人们应接不暇：电话、无线电报、有轨电车、地铁、大型远洋邮轮、飞机、收音机、电影……上世纪20年代，机械化生产颠覆了欧洲人的传统认知，“福特制”、“泰勒制”带来了大规模生产，一时之间，每个人都扮演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科学原理与机械工艺进行融合，汤因比想了一个名字，叫工业体系。尽管它具有真实的解释力与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对于这一体系所谓“实现并能解释一切”的言论，汤因比的态度是嗤之以鼻。工业体系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不知在何处停止，盲目而强硬地闯入其并不擅长的领域。 受到环境的影响，历史学家也开始从工业体系中寻找灵感，借用其语言和方法用于自己的研究。汤因比表示很失望，他谴责这样的做法是“史学思想的工业化”——其结果是荒谬的、苍白的、徒劳的。一些历史学家将课堂变成了实验室，美其名曰“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汤因比的眼里，这当然很可笑，因为小组讨论不是严格控制的化学试剂混合，而是孕育思想、鼓励学生思辨的有机土壤。他更大的担忧是“流水线历史学”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项——以标准化的方式收集、整理由学术劳动加工而成的材料，“俨然是在工厂里”。 汤因比的批判基于人类学意义，他始终在强调，人类不是机器。在《历史研究》第一卷，汤因比写道：“我们都知道，研究时将动物或人类视作无生命之物是灾难性的。”技术可能会消解这个世界的诗意与意义，即便我们宣称拥有了世界，世界仍在我们之上。 有时我们会否忽略了，人文科学是从根本上讨论人类价值的命题：如追求并维持好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如何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时至今日，看似万能的技术急需强有力的批判。如汤因比所言，科学原理与创新工艺能够帮助我们修建一条技术领先的铁路、一辆性能出众的机车，但它没办法告诉我们：谁会去售票厅买票？轨道往哪个方向铺设？我们的出行是否需要乘坐火车？“人，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而生。”这是汤因比在《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中的观点。人文学者的一项职业使命就是去刷新公众对于科学发展的认识，去质疑未来世界及其受益者如何被勾勒。 前《新共和》编辑里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以尖锐的口吻指出，技术文化将纷繁复杂的人类事务压缩成一条条简单的计算机代码。美国作家雷贝嘉·索尔尼（Rebecca Solnit）在《伦敦书评》撰文称，她明确拒绝数字化的生活方式，理由是这分散她的注意力。在高效率与最优化的口号驱使下，我们只顾匆匆赶路，以致错过了太多的美好。科学原理及其制造的工具不见得一定能解放生产力，而其内在的破坏力也并非与生俱来。技术已经诞生，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实现何种价值，为谁的利益服务。硅谷最成功的公司往往推崇价值中立，比如谷歌——让全世界的信息透明并且易于获取；比如脸书——把我们与目标对象联接得更近。 每一种高科技服务都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设：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社区与个体是何种关系、公共事业与个人利益的界限如何界定的假设。我们需要有人把幕布拉开、不偏不倚地审视数字技术、想象另一种使用的可能，带着价值的命题来展开批判。我们的社会不太会思考这些问题，但习惯批判的人文学者已经有了成熟的酝酿。自由与正义、隐私与个人、正确与错误，这是复杂而富有争议的人文概念，非经济所能回应，也与技术无关。 人文科学被这场危机困扰得越久，随之而来的讨论也就越广。我们告诉犹豫而谨慎的本科生，一张文学士的文凭完全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因为在现代主义的课程与简·奥斯丁的作品中，他们已经学到了雇主需要的写作与交流技巧。更重要的是，我们让学生、管理者以及立法者意识到，人文科学培养的是“批判性思维”，归根结底，这是一项道德事业，关注的都是大命题——人类如何共存，人类往何处去？我们要鼓励读者和学生改变提问的方式和内容，不再是简单的“是否效率更高”或者“成本价格几何”，而是“这样做是好是坏”、“为了谁”、“依据何种标准”……人文学科的意义不是为了撰写一份优秀的季度报告或者在企业通讯上查漏补缺，而是敢于提出人类价值的基本问题，帮助大家去想象可资替代的生活方式。 作为一个道德思想家，汤因比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他为困在丛林之中、内心充满绝望的人文学者注入了勇气，照亮了前方的路。对于那个最难的问题之一，他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答案——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有何用途？拯救我们自己！ （编译自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Ian Beacock发表于Aeon Magazine的文章“Humanist among machine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