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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年鉴诞生于欧洲。据海伦·培特《牛津年鉴（1674—1946）》（The Oxford Almanack 1674—1946），1386年，第一本用英语手抄的年鉴诞生；1457年，在德国美因茨出现最早用活字印刷的年鉴，该年鉴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同时期还有一本Almanach cracoviense ad annum 1474（也作Cracovian Almanac for the Year 1474，《克拉科夫年鉴（1474）》），是波兰存世最早的年鉴，现藏于波兰雅盖隆大学。它是一本单页的挂历，内容有天文资料，包括行星位置，以及教堂节日，也提供医学上的忠告。1620年，英国的“五月花号”登陆美国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英属北美殖民地最早的年鉴随之诞生于马萨诸塞。有记载的美国第一本年鉴是《1639年年鉴》（An Almanac for 1639），现无迹可寻。目前能看到最早的是《1646年年鉴》（An Almanac for 1646），藏于马里兰历史协会。 “年鉴”一词，英文为almanac，20世纪前多用almanack。该词源自阿拉伯语al-manah，意为测算，通常包括一年的日历、黄道带标记、行星运行、日食月食的记录和一些统计数据和信息。 20世纪初，美国古文物协会出版的《马萨诸塞年鉴笔记》（Notes on the Almanacs of Massachusetts）明确指出“年鉴的发端有赖于晦涩、有用的天文学”。这在早期年鉴中得到了印证。15世纪中期德国纽伦堡知名天文学家雷乔蒙塔斯的《1742年年鉴》（An Almanac of 1472）记载的都是天文资料。美国的《1647年年鉴》（An Almanack for 1647），主要内容是日历、每月各种月相（新月、上弦月、下弦月、满月）出现的时间，以及1630—1646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值得纪念的大事。美国的《航海年鉴和星历表（1775）》（The Nautical Almanac and Astronomical Ephemeris for the Year 1775），记录了行星、十二星座的符号，日食、月食出现的时间，每月的月相出现的时间，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出现的时间等。因此，早期年鉴所记载的主要是天文资料和天象预测的情况，供对天文知识感兴趣的人和航海者使用，故almanac在《牛津现代英汉双解大词典（第十二版）》中还有“历书”的释义。17世纪之后，年鉴除记载天文资料、占星术的预言外，开始收录有用的信息，如重要的公路、港口、集市。 西方年鉴主要记载的内容是information，即信息、数据和知识。在早期社会，年鉴是非常重要的传播载体。詹姆士·贝尔和玛丽·卡伯顿·贝尔在《弗吉尼亚年鉴名录1732—1850》（A Check List of Virginia Almanacs 1732—1850）中写道：“年鉴常常被看作是无知者和缺乏教养的人获取知识的唯一传播媒介”，“是最大众化、通俗的文献。几乎每个农夫都将年鉴放在家中的壁炉边。”年鉴是早期西方社会最普遍的知识性读物，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如《埃姆斯年鉴》（Ames’s almanac）每年能售出5万册，1828年托马斯·斯泼福德（Thomas Spofford）的《农夫年鉴和年度登记册1858》（The Farmer’s Almanac and Annual Register for 1858）发行7.5万册。 西方年鉴按内容大体分为两类，综合类和专门类。综合类的年鉴往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如美国的《纽约年鉴（1858）》（The New York Almanac and Yearly Record for the Year 1858）、英国的《惠特克年鉴（1874）》（An Almanack for the Year of Our Lord 1874）。前者主要记载1857年纽约市通过的《纽约市宪章》《大都会警察法案》，1492—1856年美国大事记，美国政府、州政府、军队、财政统计，各州人口，美国入侵尼加拉瓜始末等。后者收录大量信息，包括政府、财政、人口、商业和综合统计数据，以及英国所属世界各殖民地的情况。专门类年鉴主要围绕某一专题记述，如英国的《财政改革年鉴（1872）》（The Financial Reform Almanack for 1872）、《莎士比亚年鉴（1850）》（The Shakspere Almanack for 1850）。 早期的西方年鉴如美国的《1647年年鉴》以日历形式呈现，各种天文信息标注在具体日期处。而大量19世纪的年鉴主要按类划分，以标题形式排列资料。如英国的《美术年鉴（1850）》（The Almanack of the Fine Arts for the Year 1850），分为“艺术家团体”“艺术展会”“各地专科院校”“艺术学校”“私立学校”“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标题，每个标题之下详述其内容。这种体例直至当代年鉴中还在运用。英美两国联合出版的《天文年鉴（1984）》（The Astronomical Almanac for the Year 1984），主要涉及十部分内容，以“天文现象”“时间尺度和坐标系统”“太阳”“月球”“主要的行星”“卫星”“较小的行星和彗星”“星星和恒星”“天文台”“统计数据”为标题，每个标题下或文字，或以图表的形式记述内容。 西方年鉴在信息收录上，常常跨越时空界限，记载内容不局限于一年一地。《纽约年鉴（1858）》不仅收录1857年纽约的信息，而且还记载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直至1856年的美国大事，各州人口普查数据，美国历届总统的名录等。《惠特克年鉴（2008）》（Whitaker’s Almanack 2008）鲜有2007年的统计数据，该年鉴比较注重知识性资料的收录，如世界地理、世界各国简介（包括每个国家的基本信息、气候地形、历史政治、政治制度、经济、教育卫生、文化传媒等内容）、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英国教育制度、英国公民需了解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等。其中有关世界各国简介的内容占年鉴总篇幅的24%。《惠特克年鉴》成为读者了解英国，乃至世界信息的资料书。该年鉴在最新的2016版的封面上就有这样一句“TODAY’S WORLD IN ONE VOLUME”。 有关西方年鉴书名中的年份。年鉴编著一般于年末完成，故其书名中的年份习惯标注下一年的年份，主要从每种年鉴“前言”的撰写日期去判断。如《美术年鉴（1850）》，其“前言”写于1849年10月1日，显然该年鉴是1849年底出版的。最早的《惠特克年鉴（1869）》，其“前言”撰写于1868年12月。最近的《惠特克年鉴（2016）》在维基百科的注释中说明“该年鉴出版于2015年11月19日”。这种年份标注习惯和国内年鉴是不同的，这主要与早期西方年鉴中收入大量天文预测资料有关，以致于一直延续至今。 西方年鉴的编著者，主要出自专门机构，或知名学者，或专业人士。英国的《财政改革年鉴（1872）》，由英国财政改革协会编著。英国《惠特克年鉴（1874）》的编著者约瑟夫·惠特克（Joseph Whitaker），是位出版商。英国《美术年鉴（1850）》的编辑罗伯特·威廉姆·布斯（R.W.Buss），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家、蚀刻画家和插图画家。美国《穷查理年鉴》(Poor Richard’ s Almanac)的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之一和博学家。美国《1646年年鉴》（An Almanack for 1646）的编者塞缪尔·丹佛士(Samuel Danforth)，是毕业于哈佛学院的诗人、天文学家和清教徒牧师。美国《1656年年鉴》（The Almanack for 1656）编者托马斯·谢泼德（Thomas Shepard），是毕业于哈佛学院的大学导师。 综上所述，西方年鉴是信息量大、统计数据完备、知识性强的资料书，在当时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同时为后人积累了极其丰富、有价值的史料。 历史总是不经意地相似。英国清教徒登陆北美大地，带去了欧洲的年鉴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英商创办的《北华捷报》编辑出版了英文版的《上海年鉴》。《上海年鉴（1854）》在所收录的内容和记述的体例上与西方年鉴是相呼应的。笔者试图将其与同时期的《纽约年鉴（1858）》对照，分析两者的相似之处。 中美两国的重要城市——上海与纽约都在19世纪中期有年鉴诞生。1851年11月8日《北华捷报》第一版刊登广告，预告着中国境内第一本英文版年鉴——《上海年鉴（1852）》（Shanghae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即将出版。之后每周或在第一版，或在第四版连续刊登出版广告，直至1852年2月14日止。《上海年鉴（1854）》（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ry）是该年鉴的第三册，也是目前能一睹其“容貌”的境内最早的年鉴。《纽约年鉴》编自1857年，《纽约年鉴（1858）》是其第二册，由纽约Mason Brothers出版。虽然《纽约年鉴》的编纂晚于《上海年鉴》，但《纽约年鉴》代表了19世纪中期西方年鉴的一种体例样式。通过比较，我以为《上海年鉴（1854）》无论从内容还是体例上都沿袭了西方年鉴。 内容上，两种年鉴主要记载的内容是information。两种年鉴都有日历（calendar）、天象预测，以及大量和各种有用、有趣的信息。《上海年鉴（1854）》涉及上海的信息有1853年租地人情况、上海保险行名录、上海外侨名录、上海洋行名录等；《纽约年鉴（1858）》涉及纽约的信息有纽约市政府官员和市议会议员名录、1856年美国总统大选纽约州各地选票数、1857年中央公园的建设、纽约各图书馆藏书量、纽约各类学校名录等。同时还有重大事件的信息，《上海年鉴（1854）》收录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的内容，并附有中文版。《纽约年鉴（1858）》收录分别于1857年4月14日和4月15日通过的《纽约市宪章》和《大都会警察条例》。 体例上，两种年鉴都采用标题式，既有文字记述内容，又有统计数据表格和名录。两种年鉴内容记述范围都打破时空束缚，《上海年鉴（1854）》除记载上海地情外，还有中国人的迎春仪式，中国的秘密社团，上海到舟山、宁波的旅行记，1853年3—7月有关太平天国的动向等内容。《纽约年鉴（1858）》还记载美国历任总统、美国第三十五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名单、美国的军事力量、各大州人口数据、美国的宗教信仰、世界各地移民美国人数等。值得一提的是，两种年鉴在日历中都附有备忘录（memoranda），以供读者每天记录重大事件。在书名年份的标注上，两种年鉴都是一致的。《上海年鉴（1854）》于1853年底出版，《纽约年鉴（1858）》于1857年底出版。同处于19世纪中期的上海和纽约，上海才开埠十年，纽约已是美国的大都市,然而，两种刚起步的年鉴却是旗鼓相当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