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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北美之所以独立，与其说是中国式的官逼民反，不如说是帝国内的改革运动经由反复刺激变得逐渐恶化而走向失控……换句话说，美国革命的起始压根就不是一个独立运动，从革命动员的角度来讲，自然是非常脆弱的。按理来讲，对这种情况，只要英国政府应对得当，是断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郑 非 假如一本副标题是《美国独立的起源》的书只用了八页纸（第五至十二页）来解释美国革命的起因，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里的差错出在翻译的把握上，The Birt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应该被译为“美国独立的诞生”或“美国独立之时”，因为在本书中作者的意图显然不是事无巨细地交代北美人造反的缘由，而是讲述1776年夏秋，那个革命关键时刻的故事。 在埃利斯笔下，那一年主要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费城的大陆会议在冗长繁琐的讨论与政治交换中得出了“美国必须独立”这个政治结论，二是华盛顿领导的“革命军队”在纽约之战中吃了一个大败仗（但仍然保持战略存在）。埃利斯将主要篇幅贡献给了后者，探讨了大陆军为什么会在纽约之战中失败以及（更重要的）英军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大胜利的种种原因。 埃利斯之所以重军事线而轻政治线，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个假设：假如英军在1776年7月到10月的纽约之战中全歼了华盛顿指挥下的美军（英军完全有机会做到这点），历史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国革命有可能会失败吗？ 作为知名的美国革命史家，埃利斯很敏锐地把握到，纽约之战是一个“关键时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革命确实有其脆弱之处——首先，这场革命并不是一场特别同心协力的事业，革命的中心与摇篮是新英格兰地区，其他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多多少少有点勉勉强强。假如英军能够在纽约顺利全歼美军，继而进军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联系，就有可能“枪打出头鸟”；其次，当时的北美还没有统一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十三个殖民地各自为政，对组建并维持具有一定权力的总行政机构与统一的军队并不热心（这也是纽约之战中美军的失败之由）。假如大陆军在纽约被一扫而空，各殖民地或许会对大陆会议与大陆军丧失信心，各自为战，那么就给了英军以各个击破的良机；最后，北美的事业是草台班子，没有职业军人。假如美军在纽约彻底失败，就将丧失华盛顿这个有战略眼光的将领（很可能是唯一合格的总指挥官）以及一大批更具职业水准与战斗经验的军官与士兵，也就不会为将来的战斗留下什么战斗中坚与火种。 应该说，美国革命之所以有上述脆弱之处并非偶然。据华盛顿自己的估计，整个北美社会中支持、反对革命的人以及中立者各占三分之一。现代史家的估计则稍微好一些：革命者占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反对者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中立者占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五。但不管怎么样，革命者都不占绝对多数。与这种意见分裂相称的是，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开得磕磕绊绊，从莱克星顿枪声到独立宣言发表一共花了一年零三个月。可见美国革命绝非一人登高、万众景从的事业。 原因很简单——英帝国在北美的治理远远没有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轻徭薄赋、放任自流是英国政策的典型特征。本地人生活殷实、政治清明，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1776年6月21日马萨诸塞的一个小镇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居民在一份要求北美独立的决议中追忆道：“那时（几年之前）我们还把自己看作是大不列颠国王的快乐子民，那是我们父辈的国土，也是我们的母国。我们曾认为，捍卫大不列颠王室的尊严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总是出自自愿这么做的，既用我们的生命，也付出我们的财富。”这大概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心声。 那么，为什么北美人还要造反？此处不便展开答案，但有几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这本书叙述了美国革命思想是如何从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思想资源中浮现的，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又是如何触发了殖民地人士的“危机”想象（从而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接下来是杰克·格林（Jack P. Greene)的《美国革命的宪法根源》（The Co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和约翰·菲利普·里德的《美国革命的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这两本书探讨了英帝国内的宪法争议、来源与发展及具体事宜；然后是罗伯特·图克和大卫·汉德瑞克森（Robert W. Tucker, David C. Hendrickson）合著的《大英第一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一书，这本书着重介绍了英帝国统治阶层对其北美政策的评估以及其策略。最后是拙作《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对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之间的继承性有所阐发。 简单地说，北美之所以独立，与其说是中国式的官逼民反，不如说是帝国内的改革运动经由反复刺激变得逐渐恶化而走向失控。当时虽然还没有“陛下忠实的反对派”这个说法，但是北美有一大批抵抗者把自己看成是合法（也许带点灰色）政治抗争运动的参与者，而非革命先驱（很多人是仗打了起来才发现自己“先驱”了）。由于大家不是抱着闹革命的心态进入英美冲突的，带头的人就都是绅士，与无套裤汉相比，肯定是没有那么急切追求大变革的。革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73年还在对朋友说：“并不是朋友间的每一次侮辱都需要一场决斗，并不是国家间的每一次损害都需要一场战争，同样，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政府的每一个错误和对权利的每一次侵犯也并不需要一场反叛。”1775年波士顿邦克山战役之后，仗越打越大，大陆会议还在磨磨蹭蹭地向英王递交请愿书，为此还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分裂，宾夕法尼亚一度扬言要率领南部殖民地同新英格兰人分道扬镳。此外，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很有一些。换句话说，美国革命的起始压根就不是一个独立运动，从革命动员的角度来讲，自然是非常脆弱的。按理来讲，对这种情况，只要英国政府应对得当，是断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革命最脆弱的时刻并不是如埃利斯所言是纽约之战前后，而是战争尚未爆发或爆发不久（直至1776年7月）这段时期，革命完全可以被英国的一次政治妥协消灭掉（日后英国在加拿大就是这么干的，效果不错，加拿大现在还是英联邦国家）。 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有一个倔脾气的国王当政。乔治三世不坏，但相当缺乏政治经验，认死理。在十数年的英美紧张关系中，不列颠的当权者首先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北美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举动极严重地恶化了局势，北美独立运动给外力硬生生地拧成了一股绳。埃利斯在书中提到一个历史小细节——革命许多年以后，当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美国革命的实际发起人）被问及“谁对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的贡献最大”时，约翰·亚当斯回答道：“乔治三世。”确实如此。 本书作者埃利斯特别描述了一个争议人物——英军统帅威廉·豪勋爵，指出他在纽约之战中面对有利战机，没有穷追猛打一举消灭北美叛军，从而使得英国丧失了把独立战争扼杀在摇篮中的关键机遇。埃利斯指出，豪这么做首先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谨慎使用手上的军事资源（远隔重洋、补给不易）；其次是由于豪的个人心理在起作用。他是一个“亲美人士”，希望打一场惩戒性的有限战争（而非全面战争），通过展示英国的军事优势不战或少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自己执行的主要是一次“警察行动”，也负有恢复和平的使命（他反复试探过与美方媾和），覆军灭国固然痛快，却会永久地撕裂英国社会（豪仍然把北美人看成英国人），所以豪希望通过有节制的作战释放善意，将北美人带回谈判桌，也寄希望于如此战后重建方能收拾人心。 豪这么做对吗？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豪的做法无济于事。豪的问题是，他低估了独立议程深入北美社会的程度，仍然在用十八世纪战争的眼光来看问题，认为在战场上击败一支军队足以引起某种政治后果。但是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历史的先声，更类似于十九世纪之后的大众战争，理性计算并不起主要作用。豪会发现，被“命运”所鼓舞的大众对战争的忍耐程度非同寻常（尽管不足以制胜，但保持存在却不是问题）。埃利斯正确地评价道：“豪氏兄弟的军事策略的中心设想，也就是那种认为北美叛乱所得到的支持脆弱且肤浅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那么豪错了吗？也不能这么说。即使豪在纽约之战中歼灭华盛顿军，继而分割消灭了整个反抗力量，那又如何。须知华盛顿与大陆会议的失败并不等于英国的胜利。正如豪本人所发现的，征服很容易，长久的征服却很难。 开战之前，埃德蒙·柏克在英国议会演讲的时候说道： 单靠动武只是一时的办法。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我反对动武还有个理由，那就是：你虽然在试图保全它，却因此损害了它。你收复的东西，不再是你为之而战的东西……每当我想起我们之拥有殖民地，目的不在于其他，只为了有益于我们，则为驯服他们而使之变得无益，这种做法，我诚然愚钝，实在是觉得荒唐了点。……不满将随苦难而增加。所有的国家，莫不有国运危机的时刻，到了那时，他们固然贫弱，无所贡献于你的繁荣，但完成你的毁灭却有余力。……彻底铲除他们的民选议会，也不太可行。取代它们而治理美洲的军队，靡费将更大，效果则不如；事到后来，军队会变得像它们一样难以驾驭，真也未可知。 简而言之，在诸多战争中，内战是最麻烦的。世人皆知，在这种战争中，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大量杀伤敌人有可能引发报复心态，需要有节制地作战。豪值得同情的地方是他有心无力，徒有军事成果却无政治安排辅之。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所以能成功，在于战后能够做到“不留兵、不运粮”，豪却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以提出一项对北美有诱惑力的和平建议。假如英方能在战争初步胜利之后拿出一项对美大幅度让步、改革帝国政治结构的方案（这种方案在胜利的时候拿出来才有意义），本来美方是有可能会考虑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英国内阁对如何结束在北美的镇压行动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高明的主意。他们的预计是，一旦英方显示出足够的强硬和优势，美方就会因为软弱而屈服。这可真是令人惊讶的幼稚。正因为如此，纽约之战打完了，在随后的斯塔滕岛和谈会议上，豪的兄弟理查德·豪只能对美方说：“你们悔悟吧，我们不会追究你们。”这种话，结果只能是书中所描述的这幅场景——在会谈中，理查德·豪既带着威胁又不无悲哀地说：“要是北美在战火中陷落，我将像失去兄弟一样为之哀悼。”富兰克林则回答：“大人，我们将竭尽所能，让您免受这种痛苦。”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