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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斗争，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为了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沈阳爱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审时度势，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日本侵华证据，完成了原始性、实证性、系统性兼备的材料汇编，并取名TRUTH（《真相》）。在中国东北的英国友人仗义协助，辗转将该铁证资料递交国联调查团，最终使日本侵华真相大白于天下。 冒死搜集日军侵略铁证 九一八事变前，沈阳爱国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时常聚会，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友团，后发展成爱国小组。1931年底，国际联盟决定派出调查团，实地调查事变真相。为了赢得国际仲裁的胜利，爱国小组一致认为，应当积极揭露日本侵略真相，争取国际舆论和道义的支持。该小组发动医药、金融、教育等各界爱国人士，经过40多天奋战，冒死搜集日本侵略罪证，并精心筛选、归类、翻译、编辑、打印、装订，最终完成了日军侵华罪证材料汇编。为了“给历史作证，给真理作证”，九位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签署了真实姓名，他们分别是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于光元、张查理、李宝实，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社会活动家张韵冷，医学家刘仲宜，他们后来被社会各界尊称为“九君子”。 TRUTH是一部中英文双语证据汇编，共计75个大条目，300多页纸质材料，全方位、多侧面地揭露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拼凑伪满洲国的真相，回击关东军向国际社会散布的谬论。在筛选证据的过程中，“九君子”严格按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原则，“贵精不贵多”。为了便于调查团审阅，他们将所有证据粘贴在一个大相册内，证据相册外又以英文配备详细说明书。说明书与证据彼此呼应，紧扣三个主题：第一，针对日方发动九一八事变“纯属自卫行为”这一谎言，TRUTH指出，日军进攻沈阳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动。第二，针对日方散布的“军队占领及驻兵系为了帮助中国地方维持秩序”这一诡辩，TRUTH列出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侵犯中国行政主权、残杀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事实。第三，针对日方“建立满洲国是东北居民自决自愿”这一说辞，TRUTH指出伪满洲国是关东军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 TRUTH收录的所有证据，要么是经关东军批准、签发的文件，要么是日方公开发表的资料，都是日方无法抵赖的铁证。 英国友人慷慨相助 文件准备完毕后，须谋“安全送达之道”。总负责人刘仲明认为，“纵然个人愿将生死置于度外”，但难保该文件不被日伪搜去，那将功败垂成，“况小组成员花名，全载在文件之上，势将尽遭灾祸，与事何济？”“日子越临近，安全送达的问题越紧迫，我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甚至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地步！” 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William R. Young）是刘仲明的英国同事兼友人，精通法律，他对刘仲明说：“根据法律要求，材料要由提交人亲自送到调查团手中，并且需要负责人签署的正式信件，否则将被视为密告，不被受理，且负责人必须具有律师身份。否则，只有找到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证明交信人的真实性，才能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 雍维林力荐法库基督教区负责人倪斐德（FrederickW. S.O’neil）博士为中间人，请他将文件转交国联调查团。倪斐德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自幼熟悉，李顿夫人还是倪的儿媳的教母。当时，倪居留中国已经35年，熟谙中国传统文化，为人正直仗义，对中国士人很仰慕。 按照法律程序，刘仲明尽快把交给调查团的亲笔信写好。随即，巩天民前往法库，拜会倪斐德。倪慨然应允，并专程到沈阳取走TRUTH，他表示：“现在我拿着它，如果因此而死，我也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由于不便把文件带回法库，他将文件保存于英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铁柜内。 1932年4月21日，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入住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当时，宾馆内外遍布日伪特务，普通人很难接近调查团。李顿深感处处受到监视，调查难以展开。虽然调查团一路上也收到许多揭发日本侵略的文件，但多属于书面控诉，言辞恳切，情感丰富，实证性不足。尽管也有证据性文件，却缺少法理性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将TRUTH顺利递交给调查团，将对国联调查和国际仲裁产生重要影响。 约5天后，倪斐德再赴沈阳。当晚，倪邀请李顿到沈阳神学院教授谭文纶（William McNaughton）家晚餐，并由雍维林作陪。席间，倪斐德把刘仲明的手书呈递给李顿。倪斐德、谭文纶、雍维林三位英国友人还当面签字，担保TRUTH的真实性。倪解释说，由于文件相当大，不便携带，已妥善存放在英国领事馆，请李顿前往审阅。次日下午2时，李顿率调查团前往英国领事馆开会，审阅了这一文件汇编，直至下午6时许，才满意地离开领事馆。至此，TRUTH、包含九君子真实姓名的信件、调查团认可之人的担保书，都交到调查团手上。所有环节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程序，从而保证了该材料的法律效力。 开启联合斗争先河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针对九一八事变，报告书指出：“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同时指出：“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澄清和定性，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该报告书。12月12日，国联组织了19国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了《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予以通过。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和被动，恼羞成怒之下，3月28日正式宣布退出国联。这次国联仲裁是遵循《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等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条文精神予以裁定的。仲裁表明，日本既违背了国际法原则，也违背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的普遍心理，使“日本无端地侵犯中国，致成为20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的绝大污点”成为国际共识。 由于国联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之英法等国当时奉行绥靖政策，国联未能迫使日本退兵，也未能制止侵略战争的扩大。但是，此次中英民间人士向国联调查团递交证据，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开启了联合反对法西斯斗争的先河，反映了中英人士共同为正义而担当的无畏精神。西方大国最终不得不放弃绥靖政策，转而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是顺应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共同愿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TRUTH史料研究”（13@ZH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