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文化可谓多姿多彩、各有所长。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对外战略框架的提出和展开，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在学术层面上应该看到，中国的海外文化调查和研究现状还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应对这一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事实上，中国的海外人类学研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地位恢复，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人类学/民族学无论是理论方法或研究视野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范围仍然主要局限在国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2011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文件，鼓励全国各地高校开展海外研究以顺应国家的需求，对一些高校既有的或新成立的相关科研机构予以支持，如厦门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院、贵州大学的东盟研究院等。这期间，人类学领域的一些专家，也开始探讨“海外民族志”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还派遣学生赴非洲、东南亚等地做田野调查、撰写学位论文。总的来说，当前有关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调查的议论大多还停留在学科内涵的合理性和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之层面，尚未与国家的现实需求挂钩。一些零星展开的海外调查大多也是部分学者的自觉行为，未得到有关方面的充分关注与支持。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海外文化调查及学术研究现状尚落后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国企业已遍及世界各地，但许多企业走出国门后，对当地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状况等缺乏了解，入乡而不能随俗，导致一些纠纷的产生，造成损失。在这些场景中，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中国学者的身影或听到他们的声音。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观念转型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平等地去面对中国以外的“异文化”问题。 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步走向世界。当今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时代，经过一百多年的不断自我反思与发展，民族学/人类学已发展为一门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国不仅要“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而且还要“走下去”。只有深入到各国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最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国的海外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肩负着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等重任，应从国家发展层面上高度重视。 基于近年来的研究和反思，笔者提出以下四方面的建议。 一是应将对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文化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长期举措，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制定中长期规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对世界各国、各地区或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如设立或加强“一带一路”相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研究专项基金，顺应企业投资、旅游观光、文化交流等需要，鼓励大批学者走出国门进行调查研究。在当前阶段，应以“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或地区为重点，对中亚地区、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太平洋诸岛的各国或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资源富集或投资热点地区进行调查，如非洲、南美洲等，鼓励对外投资企业邀请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前期调查和提供咨询等。 二是要重点支持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和机构的建设与发展，统筹安排，形成合力。作为一门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类学所具备的特色和优势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比拟的。人类学在中国现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仍属于挂靠在民族学和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这既不利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同时也会影响到今后海外文化研究的发展。对此问题，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加强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适当调整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定位。 三是应以“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为推动力，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海外文化调查研究的发展。比如在整合现有科研力量和机构的基础上，在各高校增设一些新的研究机构或专业（如人类学、小语种外语专业等）；通过统筹安排，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优势，如西南地区各高校或研究机构可主要承担南亚、东南亚的研究任务，华南地区高校或科研机构可面向太平洋诸岛等。 四是应大力建设海外研究调查基地，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双向文化交流。当前我国已有一些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机构，如现今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孔子学堂等。我认为，当中国走向世界之际，一方面要向世界介绍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应该加强学习和理解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取长补短，交流互鉴，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在新形势下可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承担起中国的海外文化调查和研究的使命，与所在国紧密合作，建立常设研究机构、基地或博士工作站，以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学习，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民心相通”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