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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至今,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合作,在印度西南沿海地区,针对古代港口与临近城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并对其中几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由此获得的一手考古材料,为我们认识中印之间古代海路与陆路交通的历史,以及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印度西南沿海地带,因西高止山南段的阻隔而形成了南北狭长的自然地理单元,这构成了今天喀拉拉邦的行政区。该区域内有四个地点,在中国宋、明时期的文献中即有记录,自南而北依次是:科摩林角(C.Comorin)、奎隆(Kollam)、柯钦(Kochi)、科泽科德(Kozhikode)。文献对于这四个地点的记录,既包括当地的人文概况,也包括这些地区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商贸关系。 20世纪90年代,印度本地的科研单位及日本学者为寻找中国古代外销海外的陶瓷标本,曾对其中部分地点进行过考察。成果显示,这一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残片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故宫考古研究所在考察这批标本年代、产地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各出土中国文物标本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柯钦帕特南沿海聚落遗址 帕特南(Pattanam)遗址位于柯钦市帕拉沃尔镇西北,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区首个经过科学考古调查,并已长期进行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址。迄今,经连续八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已揭露出叠压关系明确的文化层,以及房屋、陶器群、生活垃圾埋藏坑、小型砖砌码头、小型独木舟等遗迹。 遗迹与遗物表明,帕特南遗址是一处沿海的中小型聚落,历经了大约三个主要的人类活动期。第一期,即该遗址的早期,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世纪;第二期约为自公元4世纪至公元8世纪;第三期约为16世纪至20世纪。其中,第一期出土了大量金银及加工精细的宝石首饰残件,多件金饰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做法完全一致,其产地或非印度本土,而是来自更远的中亚或者欧洲。第三期文化层出土了来自中国的陶瓷器残片,以及来自荷兰、日本的瓷器残片。 故宫考古研究所参与了帕特南遗址2014—2015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第三期出土的遗物及遗迹进行了初步整理与研究。我们认为,帕特南遗址作为印度西南海岸边的一处聚落,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持续有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文物出土,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考古文化面貌。 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残片中,万历时期的青花及早于克拉克风格的瓷器,多单独出土,这应与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有关。其后,福建窑场的产品开始增多并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出的还有约17世纪的荷兰瓷器,这表明荷兰人开始进入这一地区贸易活动,并与荷兰人记载其只能在九龙江口获取福建瓷窑场产品的情况相符合。 柯钦荷兰堡遗址 荷兰堡遗址(Dutch Fort)又名Cranganore Fort,位于贝里亚尔河入海口以东支流交汇口。贝里亚尔河是柯钦以北最大的回水河,源自西高止山脉西麓,一路西行直通阿拉伯海,其支流密布,入海口处水面极宽。荷兰堡位于贝里亚尔河北部支流与干流交汇口的西北角,临近入海口,视野宽广,是绝好的交通控制点。 经过考古发掘,该处遗址已揭露出大面积的临海房址及道路遗迹。其中,房址多背山面水,面向东、北的内陆地区。其建筑由红砂岩石块垒砌而成,由平面呈矩形的大小房屋相邻而建,构成一组大型的院落建筑群。根据遗址平面可初步判断,这些房址原来分为居址、储藏间、大型厅堂等功能。遗址出土有少量青花瓷器残片,同出的标本还有印度本地的粗红陶及黑红陶。从标本的情况看,荷兰堡所在地遗址的年代可能早于17世纪中叶荷兰人占领此地的时间,从柯钦堡的沿革推测,该地在葡萄牙人占领以前,可能就已经是沿海的一处重要聚落。 奎隆港口遗址 奎隆港口位于印度西南沿海,是喀拉拉邦境内位列柯钦港之后的第二大港口。自2014年2月始,港口拟对码头长度和深度进行扩建,在中部偏北的靠岸位置开始向下挖沙,挖深至水下约4.5—8米深处,沙土中发现大量陶、瓷及金属质文物。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对此高度关注,遣专人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出水文物进行了跟踪收集。迄今,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陶、瓷残片已约万余件,金属文物约千余件。 考古调查工作正值故宫考古研究所访印期间,在实地考察遗址之后,我们对出土的文物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印度本地生产的红砂胎陶器。印度本土以外的文物,还包括可能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彩色玻璃装饰物,以及来自伊斯兰地区的铜钱、孔雀蓝釉陶器。同时出土的中国文物,包括500多件瓷器残片,以及1300多枚铜钱(含残件)。其中,瓷器残片包含产自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省的产品,年代约在10世纪至14世纪。铜钱纪年自8世纪至13世纪。这是目前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年代序列较为明确、来自同一国家的唯一一批文物。 根据印度历史学家的考证,今天的奎隆港口始建于9世纪中叶,港口遗址新出土的几枚注辇王国(Chola Dynasty)钱币可印证其时奎隆属注辇国管辖。《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记载,西南印度的注辇国有部落名故里,其名称与位置均与今天的奎隆(Kollam/Quilon)相近。奎隆港口发现的大批来自9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及钱币,可以为确认奎隆港口遗址的年代、性质及其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提供重要实物参考。 除出土印、中文物外,奎隆港口遗址还出土有一定量的来自地中海、伊斯兰地区的文物。其中,有几件孔雀蓝釉陶器残片,与福建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瓶基本相同,年代不晚于10世纪中叶。这一现象表明,奎隆港口遗址是一处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而非仅是中印贸易的终点,这也为我们勾勒10世纪以来印度—地中海区域的航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总结近三年来印度西南沿海的考古调查与发现可以看出:首先,印度西南沿海早期历史时期的聚落遗址中,出土与中国广西汉墓中完全相同的金质首饰,说明在两汉时期,中印之间的陆路或海路交通线已经辗转开通,这条道路联通的可能是欧亚大陆更大范围的古代文化。 其次,中国的陶瓷、钱币等物品,至迟在宋元时期,已经通过海运到达了印度西南沿海,其类型、数量均远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说明在这一时期,中国货物已经大量参与欧亚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而印度西南地区应该是中国货物运往中亚、欧洲或非洲途中的重要中转站。 最后,帕特南遗址及奎隆港口遗址的文化面貌显示,中国宋元时期与明清时期的文物不同出。因此我们认为,在进一步考察中国古代文献对于印度,乃至其他古代国家、地点的记录时,需要特别注意在不同历史时期,同一交通线上的港口、城址,可能存在局部迁移的情况。须通过考古发掘,确认每处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性质,才能勾勒出准确的古代交通线路与文化传播途径。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