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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是其学术遗产中值得特别重视的部分。毋庸讳言，在他之前，早有学者涉足过这一领域。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涉足之初便对其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缜密的思考，并使这种思考成为不断拓展该领域的不懈动力。同时，他又以自己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巨大的人格魅力，组织起一支团结奋进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才可以理解，在其他学者那里只是一个普通课题的中国近代灾荒史，却能够从他这里开始，成长为一个方兴未艾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文海作为该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李文海决定开展近代灾荒史研究始于1985年。他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近代历史上的灾荒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激发下，经过深入思考而开辟这一研究新路的。其实，他这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担任着诸多繁重的行政职务，更是一位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重要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然而，凭着对学科发展的使命感、卓越的研究能力，他毅然置身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使近代灾荒史研究成为学术生涯最后三十多年中最富活力的学术志业。 促使李文海进行这一学术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灾荒史所蕴含的深远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他很早以前便在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启发下，注意到灾荒问题是了解国情、研究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他组建灾荒史研究课题组不久之后，联合国大会便在第169号决议中，把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此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各类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尽管当时灾荒史研究实际上仍处于寥若晨星的状态，但是李文海已经敏锐地感到，这必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进入21世纪之后，自然灾害问题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在人类社会中扩展，极大激发了人们了解自然灾害的渴求，从而大大促进了灾荒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有个特别明显的对比：在2000年以前的近百年中，关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成果，总量不过是六七部专著、二百余篇学术论文；2001年之后，关于灾荒史的专著以年均至少2部的速度出现，学术论文则达到年均120篇以上。这充分体现了灾荒史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 关于李文海对于灾荒史研究的奠基性作用，另一个必须强调的方面是他对资料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从开展灾荒史研究开始，他不仅将本人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充分的资料基础上，更以无私精神将自己和同仁们辛苦搜集的资料完全公之于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贯彻这种嘉惠学林的努力。毫不夸张地说，在其之后步入灾荒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很少有人不从这种努力中受益。 李文海领衔推出的第一部灾荒史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尽管该书蕴含着作者们的研究功力和睿见卓识，但该书首先是一本工具书性质的资料集。关于为何要首先编纂这样一部书，他解释说，“这是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因为不弄清楚自然灾害的具体情况，对灾荒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时间和事实证明，这部书的价值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极其广泛的认同。在国内外学界，该书已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灾荒史的必备工具书。李文海在开展灾荒史研究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的研究工作顺序是，先公开出版他领导的团队编纂的相关资料，然后才发表在这些资料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性著作。这一方面显示了他对史料和文献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从不独占和垄断资料，而是尽可能奉献出来，让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分享，从而共同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发展。 当然，他把资料工作置于优先位置，并不意味着降低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的标准。就数量来说，他的研究论著不算太多，但由于他对个人研究工作的严格要求，使得许多成果在发表后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对后来者发挥着很强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生命力，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通常那种专业化分工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更具综合性和动态特征的研究视角，使他无论对于灾荒问题的考察深度，还是对灾荒内容的开掘，都能够有独到的发现。 在许多人的意识中，灾荒史首先是被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来看待的。李文海则一再强调应重点揭示灾荒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据这种视角，他在具体研究内容上的第一步开拓，就是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重新观察和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在1991年发表的《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一文中，他清楚地展示了如何以灾荒问题为视窗、又如何将灾荒作为重要变量来审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决未出现任何所谓“灾荒决定论”的偏激观点。同样依据这样的思路，他还考察了灾荒与鸦片战争、灾荒与甲午战争等问题，并阐发了此前学界未曾触及的洞见。 李文海基于独到视角而开拓的研究方向，还体现在对一些原本为人忽略或重视不够的社会内容进行了极具深意的探讨。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提及的是他关于晚清义赈活动的研究。在他之前，曾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义赈活动，但仅将其视为地方精英从事的一项公共事业。李文海则发现其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线索，故而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其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研究表明，义赈活动决不能仅仅放在中国救荒机制的近代演变中来理解，而必须与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社会变迁背景勾连起来加以考察。进入新世纪后，近代义赈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如今已成为认识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场域。他另一项值得称道的开掘，是对灾荒诗歌的研究。他通过将灾荒事实与灾荒诗歌内容的对照与解读，既揭示了诗歌对晚清灾荒的特征和危害的独特呈现形式，又表现了灾荒对文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还结合文学和史学的属性，对灾荒诗歌的价值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近年来，国内外学界都出现了对灾荒文学的关注，而推进关于灾荒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已成为一个备受期待的取向，从而有力凸显了李文海当初眼光的独到之处。 在一般人看来，以李文海的身份、地位和贡献，却从未专门阐述过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或方法之类的东西，似乎是个不小的缺憾。但在他的心中，这根本算不上一个问题。在1995年出版《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时，他曾在前言中直言：“全书没有提出什么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惊人的理论观点，也几乎未曾参加近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些热门问题的讨论，大概不免会被有些人目之为保守之作的。”同时他也很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著述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注意的问题往往是过去研究较少甚至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写作时努力少讲空话，尽量不去做抽象的概念争论，对于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叙述和分析，力求具体、细致，言必有据”。无疑，先生在自己的灾荒史研究中强烈贯彻了这一理念，而这些成果的长久生命力，反过来也成为对这种理念的有力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