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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族源问题是史学界长期聚讼不决的一桩公案，众口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概而言之，目前共有六种看法，现试略加辨析。 汉人苗裔说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说：淳维是“匈奴始祖名”。《史记索隐》引张晏云：“淳维以殷时奔北边。”乐彦《括地谱》说得更为详尽：“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应劭《风俗通》则说獯粥是族名而非人名，“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东汉服虔说：“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则说：“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淳维究竟是人名还是族名，诸说不一，但都认为匈奴是汉人苗裔。 赞同这一说法的学者不多。何震亚《匈奴与匈牙利》（《中外文化》1937年2月第1卷第1期）认为：“匈奴即夏之民族，于公元前6世纪时在今河北正定附近建立鲜虞国，后改为中山国，至公元前295年中山国灭于赵，其族乃退居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一带。”吕思勉《匈奴文化索隐》（《国学论衡》1935年第5期）一文说，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一事“非尽无征，特其详不可得而闻耳。以此推之，则其世传虽不可得而次，固无害其为夏后氏之苗裔之确有可征也”，“匈奴风俗与中国相类者极多，此亦出于夏桀之一旁证也”。他还认为“匈奴于中国文，使用甚广，较之中行说教以疏计之时，不可同日语矣”。 事实上，何、吕之说都不能成立。首先，鲜虞国系白狄所建，白狄并非汉人苗裔。其次，吕思勉说匈奴风俗与中原相类，又与中原同文，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他说匈奴风俗与中原相类，指的是匈奴单于有拜天地日月的习俗，与汉人相同。但这几乎是各民族共有的现象，不独匈奴、汉人为然。 荤粥、猃狁、鬼方说 王国维首倡此说，认为荤粥、猃狁、鬼方、匈奴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他在《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玁狁考》中认为，“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际，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玁狁先后相应，其为同种，当司马氏作《匈奴传》时，盖已知之矣”。根据《易·既济》爻辞、《易·未济》爻辞、《诗经·大雅·荡》等文献记载，他考证出匈奴即殷代的鬼方，“鬼方地在汧陇之间，或更在其西，盖无疑义。虽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周之鬼方，其一部落必在此地无疑也”。汧陇之地在今陕西陇县一带。 赞同此说的学者甚多，其中最著名者当数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说，古代所谓獯鬻、猃狁、鬼方、昆夷、犬戎，皆同族异名。方壮猷《匈奴语言考》（《国学季刊》1930年第2卷第2号）认为，“荤粥一作荤允（即猃狁），可知荤粥、猃狁并为匈奴之别名，盖无可疑矣”。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5期）认为“灌窳、荤粥亦即匈奴之异译也”。郑瑞仁、郑师许等人也持此观点。林幹《匈奴通史》认为，匈奴的族源应包括荤粥、鬼方、猃狁、戎、狄、胡在内的原先活动于大漠南北的各族，“很难说匈奴的族源来自单一的氏族或部落。不过在匈奴族形成的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一部分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之其他部分先进，力量较强，故在部族形成的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起着支配的作用。随着部落的形成和发展，‘匈奴’那一部分遂以它本部的名称总括和代表整个部族”。田继周《秦汉民族史》认为匈奴与土方、鬼方、玁狁、犬戎、白狄、赤狄等有渊源关系，是同一民族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匈奴之名虽见于战国，但并非战国时才形成，在形成过程中有其他氏族或部落加入，其中也有汉人成分，“夏族的某些成员跑到北方和融合于北方民族，则是完全可能的”。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也认为，匈奴最初仅是一个族，后来征服东胡、月氏、楼烦、白羊等族，形成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国家内，匈奴是主体民族，因而这个国家也称匈奴”。 义渠、林胡、楼烦说 此说的代表人物是黄文弼。他在《论匈奴族之起源》（《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3、4、5合期）一文中，根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燕将秦开袭破东胡的记载，认为“秦北之义渠，赵北之林胡、楼烦，燕北之东胡，原皆为匈奴也”，“林胡、楼烦、义渠皆匈奴族之移居于内地者也，在春秋时谓之狄”。 林胡、楼烦、义渠在春秋时称为狄，这是正确的，但要说匈奴族源是林胡、楼烦、义渠，则不妥。《史记·匈奴列传》说，春秋时期“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  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史记索隐》引韦昭云：“义渠本西戎国，有王，秦灭之。今在北地郡。”《括地志》云：“宁州、庆州，西戎……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也。”秦时北地郡治所义渠，在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秦灭义渠国，其地并入秦国，百姓与秦人逐渐融合，义渠之名遂消失于史乘之中。西汉武帝时尚有义渠人将领。《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将军公孙贺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贺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侯，为丞相”，“将军公孙敖，义渠人……凡四为将军，出击匈奴”。公孙贺、公孙敖都曾与匈奴打仗，说明义渠并非匈奴的一部分，匈奴与义渠无关。至于林胡、楼烦，据马长寿《北狄与匈奴》考证，“公元前二世纪初，匈奴南下，楼烦与林胡皆被所并，其人遂役属于匈奴，而成为匈奴国家的组成部分”。林胡也称澹林，战国时分布于今山西省朔县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春秋末，楼烦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地，后活动于今陕北和内蒙古南部。林胡、楼烦均从事游牧，精于骑射，先后被匈奴征服。匈奴族中含有林胡、楼烦的成分，但不能说匈奴源于林胡、楼烦。 西方迁来说 持这一见解的学者是岑仲勉、孙次舟。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第3期）认为：“匈奴之先，颇见来自西方之痕迹。”其根据是匈奴语言文字带有印度色彩，匈奴祭天所用的休屠金人就是佛像，而佛像受波斯之影响，匈奴人既能输入受波斯影响之佛教，当然也能输入波斯语言。孙次舟《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西北通讯》1947年第3期）则说，自赵武灵王至李牧时代，匈奴尚未出现于塞北；匈奴出现于中国北部，始于秦始皇时；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西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游荡东徙，才出现于中国北境。岑仲勉的看法证据不足，孙次舟的看法则多为臆猜，因此不被学术界认可。 “匈奴自为匈奴”说 持此说者以曹永年、何光岳为代表。曹永年《战国历史上的“匈奴”》（《光明日报》1963年4月10日）认为：“司马迁总结匈奴历史提出‘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误解。至于后人进一步认为殷、周以来的荤粥、猃狁、匈奴乃异名同实，这种说法，除了声韵上的一些联系外，似乎是证据不足的。”何光岳《匈奴族源漫议》（《寻根》2004年第6期）则说，“匈奴就是匈奴，并非獯粥、猃狁、鬼方，这三个族乃出于羌人……而义渠、戎、狄乃至林胡，楼烦、混夷皆为北方部落，不可一概混合，只是匈奴在秦以前仅是一个小部落”。 此说不承认匈奴族在形成过程中曾经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这是不恰当的。任何民族都有演变、发展、形成的过程。比如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则是历经夏、商、周三代才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其中夏族是黄帝后裔，建立商朝的是东夷族，周人则是羌族。周平王迁都洛邑，边陲的戎、狄也乘机内徙，与中原诸夏杂居，形成新的华夏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后来的汉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吸收是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匈奴族岂能例外？ 鲜卑与通古斯说 持此说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朱学渊。他在《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中说：“我们关于hun（即匈）人祖源的结论也只是：他们最东方的源头，可能是满蒙地区的‘鲜卑’和‘通古斯’部落。”又说：“鲜卑、仆骨、高车、乌古、斛律和通古斯兀者部落等，都是hun人（即匈奴人）的重要族源。” 《国语·晋语》云：“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这是鲜卑见于史籍最早的记载。周代的鲜卑还很弱小，《后汉书》《三国志》才为鲜卑立传。鲜卑人是东胡的一支，汉朝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鲜卑山，故称鲜卑族。匈奴的前身荤粥早在夏商时便活动于大漠南北，比周朝出现的鲜卑历史还古老，鲜卑人怎能成为匈奴的族源？高车也称丁零、敕勒、铁勒，丁零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冒顿单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其居地大致在匈奴与康居之北。丁零族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匈奴、鲜卑人，丁零人的一部分也融入匈奴族。因此，说匈奴人中有鲜卑、高车的成分则可，说鲜卑人、高车人是匈奴人的族源则不可。 通古斯也不是匈奴的族源，朱学渊所说的“通古斯”实际上是“东胡”。一些学者认为，东胡与通古斯只是译法不同而实为一回事。这种看法其实并无根据。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早已指出：“‘通古斯’本是从今贝加尔湖地区迁到列纳河中游的突厥语族雅库特人对其邻近民族的称呼，后为扩张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所采用，最后被作为学术用语，用来概称分布在东起今库页岛、西至叶尼塞河中下游的语言系属相同的诸民族（通古斯族）。把这个晚出的名称和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活动在今内蒙古东部的东胡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 在关于匈奴来源的争论中，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系统地论述了这种意见，他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匈奴便以不同名称出现于各种文献中，殷周时的鬼方，周代的混夷、獯鬻、猃狁，春秋时的戎、狄，皆指匈奴，秦汉以来称之为胡为匈奴，“这些名称都是同一个原音的对音。到了秦汉以后，匈奴这个名称固定下来了，其余的名称逐渐废弃不用”。需要指出的是，匈奴虽与鬼方、獯鬻等有渊源关系，但前者并非后者的简单翻版，而是在不断吸收周围各族成分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成匈奴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