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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历史观察的思维 最后，如果我们从唐宋间城市制度演变这一例证出发，来思考宋代历史的定位问题，就如何观察历史现象，提出一些浅见。 首先，应该对任何“理论”或者“范式”都保持高度警惕。历史现象总是具体的与个性的，任何一种从其他个案归纳得出的结论，与研究对象之间都不免存在距离。它们可能对研究者具有某种引导帮助，但都无法直接套用。无论是宋代近世说、唐宋转折说，还是声称为了反思欧洲中心论，进而不切实际地夸大宋代的GDP总量，其要点，都在于试图将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比拟于欧洲模式，因此都有脱离史实的危险。 与此相类似，国内学界一味强调传统时期商品经济“革命”性作用的思路，实际上也是外铄理论体系的产物。将唐宋两个前后相继、制度相承的朝代简单对立起来，就是显例。有意思的是，学者们还常常站在后期相对发展的历史的立场上，通过“追溯研讨”（张泽咸语），来从后向前观察，不仅忽略了唐代城市相比于其前期的历史进步，更在宋代城市市场“开放”印象的衬托下，夸大唐代政府对于城市商业的负面影响，因而影响了其判断史实的能力。敕令解释的偏差、选择性阅读法条，都是显例。唐代政府关于市场监管许多必要的令文，例如在实物经济时代，政府出于行政需要推行的时估制度等等，宋元以后也曾长期实施，也被不少学者打上“限制”城市商业的标签，成为专制政府控制商业活动的论据。这些都是学术研究过程中观念先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观察历史尤其需要避免片面化。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往的人类社会，其复杂困难的程度，绝不亚于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界。任何试图简单地举一两个例子就对历史社会做出判断的做法，都不免失误。就拿人们习惯以《清明上河图》来讨论宋代城市生活之繁盛而言，尽管画面上百肆杂陈，市声鼎沸场景相当直观，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开封商貌的史实？有多大的普遍意义？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司马光《都门路》诗句所描述的开封城风沙蔽日的情形：“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傍柳，惨淡少颜色。”其所反映的开封城市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就少有人关注。其与地方城市的对比，也常常被人选择性地遗忘。例如距开封不远的重要州府城市郑州，时人对它曾有这样的描述：“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四时八节无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庄绰《鸡肋编》卷上）其与开封的对比就极为突兀。更不要说一些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如据欧阳修的记载，河东路宁化军（今山西宁武县境内），城里只有34户人家。所以，仅凭《清明上河图》来观察宋朝城市的“生活图景”，由个别来推论一般，显然是片面的和失真实的。 最后，历史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任何为了吸引读者而试图以文学语言来对它作简单描述，突出焦点，不顾其他，都是危险的。例如关于唐宋城市的“封闭”与“开放”的简单对比，就是如此。现代史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读者期望有更离奇的情节，更自由的想象，以及更生动的描写。对于史学来讲，囿于资料，这些都不容易做到。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读者的问题，同时，读者也需要对文学与史学的区别，有清醒的认识。 具体就宋朝历史这个话题而言，是否应该从指责其“积贫积弱”义无反顾地走向“爱宋朝”，称誉其为“黄金时代”，可由读者来做判断。不过正如城市史例证所显示的那样，更全面综合，更多地从历史的前后承续而不是断裂的视角来做观察，以期不断地接近真实，无疑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必由之路。 包伟民1956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88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曾在浙江大学任职多年，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13年起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研究工作集中在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研究等方面。代表作有《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年）、《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