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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天来到上海，开始两年之久的中国之旅。杜威对“五四”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五四”运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般认为，杜威在北京、南京等地目睹了“五四”运动的许多场景，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我们认为，不仅仅如此，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当然，他的参与方式是特殊的。简要地说，他以两种方式参与了“五四”运动。 第一种方式是演讲与交流。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之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做了许多场演讲，到过11个省，参观了很多学校、工厂和城市，与当地的官员、学生、知识分子交流。他的演讲和谈话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所以，胡适说，“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种方式是写信与写文章，参与对“五四”运动的报道与评论。杜威及其夫人写了不少家信，家信里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五四”运动的进展情况和他们的直观感受。例如，1919年5月23日，杜威夫妇在写于南京的家信里说：“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预测今后的政治局势；我们在此的三星期中，眼见学生们的活动已引起了一项全新且无法计数的动力因素。……中国人没有一点组织能力，更没有团结内聚的决心；而今学生团体来插手一些事务，于是一切都显现出新的吵杂与新的气象。”（杜威夫妇：《中国书简》，王运如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又如，1919年6月1日，杜威夫妇在家信里说：“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早上我们所见到的那群演讲的学生，听说后来全都被捕了，而他们的口袋里早已带好了牙刷和毛巾。有的传言则说事实上不只两百人被捕，而是一千多人，只北平一地就有十万人罢课，方才出发的那些女孩子显然是受了她们老师的鼓励，许多母亲都在那里看着她们走过。”（同上）杜威夫妇在家信里对于学生运动的描述，大多带着同情和鼓励的笔调。 在中国访问期间和回到美国之后，杜威还撰写了不少英文评论文章，例如《中国之新文化》（NewCulture in China，《亚细亚》第21期，1921年7月）、《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TheNewLeaven in ChinesePolitics，《亚细亚》第20期，1920年4月）、《中国民族国家情感》（Chinese National Sentiment，《亚细亚》第19期，1919年12月）、《中国思想的转变》（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亚细亚》第19期，1919年11月）、《学生反抗的结局》（TheSequel of the Student Revolt，《新共和国》第21期，1920年2月25日）等，这些英文文章既评论中国的时政局势，向外界报道“五四”运动及其后续的政治、文化运动，也包含着对“五四”运动的理性反思。这些文章是杜威运用实用主义哲学思考中国问题的尝试，是对杜威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一个应用性诠释，可以看作是杜威的实践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章也应视为“五四”话语的组成部分。杜威有些评论文章直接被译成或被摘译成中文，在中文的报纸上发表，例如《杜威论中国现象》（《晨报》1921年2月24日）、《广东印象记》（《晨报》1921年6月16、17、18日）、《杜威博士论中国工业》（《民国日报》1921年1月18、19日），它们直接影响中国读者的思考方式。 对杜威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胡适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国外，他（指杜威——引者注）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国》（TheNew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作解释的。”（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使用了杜威的书信和文章提供的不少史实，来描述“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文化和政治变革情况（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从杜威的书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杜威显然被“五四”运动及其蕴含的精神深深吸引了。胡适说：“引起杜威夫妇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于他们改变了原订要在夏季几个月以后就回美国的计划，并且决定在中国逗留整整一年的，就是这次学生运动以及它的成功与失败的地方。”（胡适：《杜威在中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杜威不是唯一的例子。当年陪同罗素访华的DoraBlack女士也有类似的感觉，她在致周策纵的信里说：“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转引自朱学渊：《周策纵先生的才具和苦难》，《东方早报》2008年11月9日“上海书评”）用这话来形容杜威对“五四”的感受，恐怕也不为过。 在同一篇文章《中国之新文化》（NewCultureinChina）中，杜威用thestudent revolt、themovementofMay4、theupheaval ofMay4等词语描述“五四”学生运动。杜威还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学生反抗》（TheStudentRevolt inChina，《新共和国》第20期，1919年8月6日）的文章，文中还用到theStudentMovement一词。revolt一词有反叛、叛乱的意思，upheaval一词有动乱、突变的意思，thestudent revolt、theupheaval ofMay4等英语用法表明学生运动带有激烈的动荡、反叛的意思，表明此运动带有剧变性和反叛性。在这些描述中，杜威有可能借用了别人的用法，我们无法确定哪个用法是借用的，哪个用法是他自己使用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杜威并用这些用法，至少表明两点：第一，当时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还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第二，多少揭示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巨变，是一场触及中国现代性改造深度的巨变。 我们不否认，杜威在演讲、书信与文章中表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和评论可能受到了胡适、蔡元培、博晨光（Lucius Porter）等人的影响；我们同样不否认，杜威作为一个成熟的哲学家，有他自己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和传教士所持观点的吸收是有选择的。总的看来，他基本上站在同情“五四”学生运动的立场上提出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理应成为“五四”话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杜威也有理由被视为“五四”的参与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