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玉祥将军  餐桌前的冯玉祥  1934年5月30日,冯玉祥在青州演讲  老照片中的泰安火车站  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一站台  1902年开站的潍县火车站 1934年5月15日晚10时,一趟列车缓缓地驶进潍县车站。奇怪的是,这趟列车只有四节车厢。车上坐着一位彪形大汉,身高一米八三,身穿浅蓝色粗布裤褂,脚蹬布鞋。别看他像个老农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此前已在泰山隐居了大半年。 1932年3月,冯玉祥第一次隐居泰山。同年10月,应旧部之邀,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旧部宋哲元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 当然,冯玉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中原大战失去兵权后组织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但在南京政府及日军双重压迫下,1933年8月,冯玉祥不得不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取消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 对此,美国学者YouliSun评述道:“南京方面清楚,同盟军从两个方面构成了威胁。第一,它以公开的抗日行动破坏了南京的新政策,而且,公众舆论越来越不满于政府的妥协政策。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蒋的老对手冯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这对蒋来说,可谓生死相关之事。所以,南京从一开始,就决心扑灭民众抗日同盟军。而且有趣的是,南京甚至与日军联合起来镇压冯军。” 1933年8月,冯玉祥第二次回泰山隐居。 有意思的是,隐居期间,冯玉祥突发奇想,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鏊子(煎饼是他餐桌上的主食),让铁匠在鏊子中间凿上他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抗日救国。自此,冯玉祥招待客人时,都会摆上烙有这四个字的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 日本发出“天羽声明” 尽管在山中隐居,但冯玉祥对时局一直非常关注。 当时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继1931年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迫使中方于同年5月31日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由此打开了直接通向平津的门户。 《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北平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冯玉祥在一首诗中愤然写道:“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通过提高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1933年7月7日的日记中,冯玉祥记录了对身边“所有差遣参赞人员”的训话:“……三、我们的抗日是为良心和责任驱使,不以成败论是非。四、抗日的责任重大,虽上刀山下油锅,碎压万断【段】,在所不辞,盼望大家坚持到底。” 日本的侵华野心,也是昭然若揭。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 (1)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 (2)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 (3)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 (4)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那么纵令其名目为财政或技术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天羽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与欧美走得比较近。蒋介石曾于1933年7月19日致电正在欧美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央对外政策,现定一面极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经济援助,双管齐下,实为救亡复兴之惟一方针”。同年,中美签订《麦棉借款合同》、《中美航空秘密协议》,美国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贷款、出售飞机。这是日本不愿看到的。 “天羽声明”惹恼了欧美各国。三天后,4月20日,天羽发表第二次声明,强调日本并不妨碍第三国利益,并且也希望欧美各国多与中国通商并促进中国繁荣,而中国的繁荣是日本所欢迎的,日本的中国政策仍然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准则。 天羽刚把狐狸尾巴藏起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同一天的补充声明,又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满洲国(引者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1932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均不予承认),日本盼望他国能承认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并说“列强或国联运用其政策以凌夺中国”是扰乱东亚和平的行为。 同样在这一天,时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就天羽第一次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同一天,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对于两次“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也发出回应:“任何一国未经关系国之同意,不得一意独断而涉及他国之正当权利义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