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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陈寅恪学贯中西，学识渊博，成就非凡，这与他在中外图书馆中长期的苦修密不可分。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陈寅恪学贯中西，学识渊博，成就非凡，这与他在中外图书馆中长期的苦修密不可分。 幼年在家塾滋润中成长 作为家学渊源深厚的江西义宁陈氏后嗣，幼年的陈寅恪在家塾中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其表弟、同学俞大维曾说陈寅恪“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必求正解”。在陈寅恪的眼里，“《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适合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远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读，且须要背诵。《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 青年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研修 陈寅恪从1903年出国门求学，到1925年学成归国，前后达23年。在留学期间，欧美各国大学的图书馆都是他耗费时间最多的地方。无论是在导师的辅导下，还是自己学习，他都会把图书馆作为最重要的课堂。这也是他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要修学课程的原因。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时，因国内政局动荡，官费中止，为坚持学习，他每天早晨购买少量廉价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不能正式进餐，但他从不外出打工挣钱，生怕耽误阅读和学习的宝贵时光。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他在图书馆孜孜以求地研读欧洲和东方各种语言、古文字及各国社会、政治和历史。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期间，不停地在各个大学和图书馆间奔波往来，留下了大量的笔记。近年发现了他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德国留学时所做的64册笔记， 从中可以感受到他治学态度之严、治学功夫之苦、治学范围之广、治学程度之深，都是罕有人能匹及的。陈寅恪所掌握和研修过的外国语言数量惊人，其中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算是语言工具；梵文、东方摩揭陀语、婆罗米文、印地文、巴利文、藏文、蒙古卡尔穆克文、拉丁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 佉卢文、粟特文、东土耳其文、希伯来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古代波斯文、中古波斯文、巴列维文、马扎尔文等都是他学习、研修过的语言。他所涉猎的学科有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语言学、天文学、医药学、占星学、数学等。 着力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和挖掘 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经梁启超推荐，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国学研究院有足够的购书经费，鉴于陈寅恪学贯中西，熟悉众多外国语言文字，所以凡采购外文书刊和佛学典籍，都须经他最后审定。但后期图书经费日渐困难，致使图书馆藏书出现断档，严重影响到学术研究，由此陈寅恪发出“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的感叹，这确是当时中国图书馆藏书的通病。 陈寅恪注重对新发现史料文献的研究。早在20年代初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在巴黎图书馆查阅过伯希和自敦煌掠走的卷子。回国后，又仔细阅读了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敦煌经卷，撰写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论述敦煌学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以及我们应如何成为预流，同时详确论述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价值”。陈寅恪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第一个提出“敦煌学”的学科术语。 抗战伊始，多所大学都被迫迁入西南大后方。1942年，陈寅恪也由香港转往桂林，并于1943年以教育部部聘教授身份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这期间，陈寅恪侧重于隋唐制度和文化的研究，由于自己研读批注过的大量藏书不幸丢失和当时当地文献资料的匮乏，为避免学术研究走入低谷， 陈寅恪便利用图书馆中的普通藏书，爬梳钩沉，破解疑难。他在校图书馆阅读日本《东方学报》中关于唐朝租庸调制的论述，参考新、旧《唐书》及白居易《长庆集》，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并基本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书中往往能发人所未发之语，出石破天惊之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