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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几十年开拓进取艰辛路。陈云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在与新中国共同走过这段路程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他的人生也历经坎坷，但他追求真理始终不渝。他的精神和品格值得我们学习。 建国初期陈云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筹建新中国时，百废待兴。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但是，共产党面临两大困难，一是不懂得经济建设，二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干扰。为了克服这两大困难，党中央内部急需要一位既懂得经济工作又精明强干的领导干部主抓经济工作。陈云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曾参与领导经济，见解非凡，成绩显著。东北解放后，陈云接管城市、领导经济建设，既稳健又有创见，短时间即恢复经济并使经济极快发展，不仅稳定了东北，安定了人心，还为四野继辽沈战役后顺利入关，打赢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进而横扫中国南方，底定中国大陆，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他的经验被中共中央所推广，对共产党接管新解放的城市、恢复经济有榜样作用。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一致认为陈云是经济能手。在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共产党陆续接管各大中城市，稳定社会和恢复、发展经济即将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之时，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调陈云到中央来，由他牵头组建一个具有中央权威的机构，领导全国经济工作。1949年4月10日，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致东北局的电报，电报提出：陈云同志及其所带干部应来中央工作，何时动身，望告。接到这个电报后，陈云加紧安排完工作，于5月9日离开沈阳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笔者注），参与筹备建国事宜。5月10日，陈云在北平清华园车站下车后，立即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告诉陈云，中央已经决定，你就在中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同时进入即将成立的政务院，抓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 陈云到中央工作后，马上组建中财委，搭起了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班子。但摆在陈云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当年曾在中财委工作的杨波同志回忆道： 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49年与全国解放前的最高年份比较，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交通严重破坏，城乡交流阻塞，津浦、京汉、粤汉、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人民生活严重下降，可以说到了艰难竭蹶，无以卒岁的地步。更为突出的困难是，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1937年7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从法币到金圆券，共增发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了8400多亿倍（以战前的法币计算），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几乎成了废纸，城市中到处以金条、银元、美钞、港币为交换手段，广大农村则普遍流行着以物易物。总之，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需要新生的人民政府抓紧治理，尽快地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身上担子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面对如此局面，善于谋划大局抓住本质的陈云首先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二是稳定物价。他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统一财经谈何容易。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独立发展，相互分割，形成了分散的格局，各根据地的货币都不一样。1948年12月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后，虽然统一了各根据地货币，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脚步和接管城市的进程，第一套人民币也出现了通胀情况，人民币与实物交换的比值，各根据地大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区中仍然延续这种情况，至于领导和管理经济的方式，各大区也差别很大。共产党内不少高级干部对这种分散状态已经习以为常。但这种分散局面肯定不利于新中国建设，眼前的财经状况也不能从根本上好转。为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陈云认为，必须统一财经，而统一财经的关键是做好党内工作。陈云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并且对陈云统一财经工作给予坚决支持。当年在中财委工作的杨波同志曾回忆道：1949年12月28日，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答复华东财委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出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经过充分酝酿、准备，政务院于1950年3月3日发出了由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时，相应地作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统一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统一公粮收支调度、统一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统一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具体规定。3月10日，陈云同志又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全面阐述上述决定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事实证明，统一管理财经工作的决定，是非常及时的，完全正确的。随着这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就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做到了使延续多年的不断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陈云抓稳定物价，也抓住了关键。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采取了毛泽东概括的“四面八方”政策（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简称“四面八方”政策。这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正确的方针———笔者注），团结民族资本家，鼓励他们发展生产。陈云对这一政策坚决拥护。但是，陈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得更深，想得更远。他认为，民族资本家有两面性，他们既有支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拥护共产党的一面，也有唯利是图，暗中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较量，捣乱经济以便从中谋利的一面，我们必须既拉住他们，又治住他们，而治住暗中与共产党较量的资本家，是拉住他们的前提。陈云这个见解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多次在中央强调这个意见。 确实，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不法资本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经济困难，以及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出现的经济方面漏洞，不仅想看共产党的笑话，还想趁机捞一把。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打仗，会搞政治工作，但在经济方面、管理城市方面，只能得零分。他们想趁共产党不懂得经济之机，搞乱经济，趁乱为自己谋取暴利，在经济方面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进而把共产党挤出城市。因此，资产阶级在解放军一进城，就向共产党发起了挑战。 首先也是主要发起挑战的是上海资本家。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上海，那里的资本家势力很大，他们控制了上海的物资、货币、国内外贸易，从而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上海的政权在共产党手里，但经济则完全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上海资本家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实力，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操纵货币市场，不让新生政权发行的货币进入上海；他们操纵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囤积居奇，盘剥百姓；他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从人民身上压榨血汗，从而挑起了一场经济仗。 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面前，共产党必须在资本家集中地上海接受资产阶级的挑战，在经济上打胜这一仗，才能在上海站住脚，并进一步稳定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陈云亲到上海去同资本家打经济仗。陈云到上海后，先后同资本家打了银元之战、粮食之战、棉花之战、运输之战、抑制通货膨胀之战、稳定运输之战。采取经济手段，很快就打垮了资本家的进攻，稳住了上海。 陈云在上海指挥打的经济仗，最终治住了上海资本家，使他们闻陈云之名而丧胆，方知道共产党里边也有陈云这样的经济能人，再也不敢向人民政府发起经济挑战了。陈云治住资本家，对新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治住资本家，是团结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的前提，正因为我们治住了资本家，才能团结资本家，才为上世纪50年代前期对资本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打下一个好基础。 陈云打胜上海经济战役后，北上回中央的途中，还到湖北武汉，指导李先念在中南各省打垮了资本家的进攻。至此，中国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基本稳定下来，为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经济条件。陈云也受到中共中央高度信任，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很艰巨。在政务院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首先抓恢复交通，发展生产，理顺经济关系。由于陈云抓经济工作的具体措施得当，新中国的经济很快就恢复并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陈云在主抓具体安排苏联援建的156项建设项目过程中，既吸收苏联好的经验，又不照搬苏联的教条，使这些建设项目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奠定了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制订并实施。这一时期，陈云在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陈云具体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工作成绩显著，中国经济在恢复基础上迅速发展，不仅创造了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奇迹，还创造了既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又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奇迹。1988年10月8日，陈云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这是句实话。毛泽东也对陈云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赞陈云：“能”。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其中包含了毛泽东对陈云的高度评价和充分信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