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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文化所营造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氛围中，承载着一个社会主流价值的观念体系开始被质疑，不但失去了原有的崇高性质，也成为人性发展的障碍。甚至与个体存在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自我认同，也不再被认为是人的自然属性，而被视作被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生态恶化、环境危机、资源枯竭、食品安全、战争风险等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生活和周边世界的强烈的不确定感，使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集体认同和线性时间观念中的那种确定感。历史学家对普遍性和宏大叙事的追求，也在这种新的文化环境中再次出现。 2010年，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普遍史的回归》一文中，重申了宏观视野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作为大历史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蒂安一直尝试描绘一幅囊括宇宙、地球、自然和人文在内的整体的历史图景。克里斯蒂安并不讳言大历史是一种“现代创世神话”，但这是一个无神的神话，其目的是在更为可靠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重新为逐渐迷失的当代人类社会进行定位。无独有偶，2014年，英国政治思想史学者乔·古尔蒂和大卫·阿米蒂奇联合发表了《长时段的复兴》一文，呼吁历史学家再次将目光投向漫长的时间跨度。因为当前种种全球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问题和正义问题，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重新迎回书写历史的长时段视角，进而重塑新的公共话语和公共政策，也就成为历史学家的必然选择。 历史学对普遍性的追求也体现在一个被称作全球思想史的新的研究领域中。全球思想史是思想史与全球史的结合，但它突破了以往全球史只关注有形的、物质的局限，将研究重点放在无形的和不易把握的思想上。全球思想史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思想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时间的维度能够让人们厘清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脉络，空间的跨度可以让人们看到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甚至变形。而将思想同时置于长时段的时间和长距离的空间中，则可以让人们摆脱思想赖以产生的特定地点的束缚，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思想的普遍意义。第二，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不对称的思想等级体制。近代以来，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从西方向非西方的单向流动，西方位于思想生产的中心位置，而非西方只是接受这些思想产品的边缘地区。全球思想史呼吁历史学家去关注思想在全球空间流动时与不同的地方经验所发生的碰撞、交融、混杂等复杂现象，同时更要看到边缘地区的思想对中心地带的思想的反作用。只有跳出思想研究的偏狭主义和地方主义，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体现了平等精神的、也更具普遍性的思想体系。 过去30年来，对偶然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过度强调，使人们愈发难以把握当今这个充斥着不确定性且飞速变化的世界。人类有必要通过对普遍性和宏大叙事的追求，来重建一种新的确定性，进而重塑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的集体认知，以及人类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因此，普遍性对历史学而言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当然，个体与普遍之间远不是一种对立关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协调和彼此修正，当任何一方处于强势地位时，另一方就会随之出现，对之予以补充和改进。当下的西方史学会继续沿着个体化研究和普遍性研究两条路径并行不悖地行进，这也是西方史学得以持续发展和充满活力的一个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