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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外交官”的被动与麻烦 学界名流出任外交官，虽有许多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越资源，但他们没有职业外交官所具有的专业性的技能、经验与训练，从而为自己的工作造成种种被动，引来诸多麻烦，并招致多方攻击。胡适被人认为不务外交“正事”，不悉外交“技艺”，乃至“口无遮拦”。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有人针对胡适在任时所作的一次自由演讲提出质询，内中称胡适言：“粤汉铁路陷落后，中国政府曾发生动摇；中国军队已退入内地，不能再作阵地战”。而胡适在回复外交部电询时则辩解曰：此不过是自由讨论的谈话，且事先宣布不公开发。又，“弟到此任后，曾密商美外部负责人，决定以最诚恳之态度，向各方声明我国抗战之决心，同时表示急待援助情形颇得各方同情”。殊不知，外交官在涉及国家重大问题时，绝不能自作主张，自行其事，并在发表言论或消息时，应及时向上级机关进行必要的请示，统一口径，以免授柄于人。因为“在公开席上发表言论，往往使驻在国政论家或记者，误解本国政府的意见，重则惹起两国纠纷，轻则使代表卷入新闻论战旋涡中”。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认为此次事变系苏联从中主持，遂饬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蒋则在未与本国外交部重新接洽并对整个事件了解的情况下，即遵令请求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会谈中，蒋廷黻要求苏方“承认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而第三国际是与苏联有关……”，应负事变之咎，并与对方大闹一番。李维诺夫则对突然加诸于苏方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反问蒋：“这种抗议是出自中国政府，抑是你自己的意思？”蒋没有否认此乃政府旨意。结果李维诺夫训令本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致以严重抗议，引发一场外交风波。此次风波使蒋廷黻在内失信于外交部，在外则不惬于驻在国政府，不得不以返国述职为词，“去而不复返矣。”而外交交涉需要充分的调查与研究，做到事实确凿，言必有据，绝不能贸然从事。正如职业外交官顾维钧所言：若发生此类情况，首先“急电外交部，询问某院长的电令曾否经行政院通过及外交部是否同意。第二，对外国政府抗议，必须有充分证据而后可，不能随便乱抗。这是很严重的外交措置。第三，访李维诺夫时，最好用探询的口吻，试探他的意见与苏联政府的立场，毋妨多用‘听说’字句。”另外，从外交操作上来说，做使节者最应避免与驻在国关系僵化，而应保持一种融洽的关系，以利外交之展开，并防止自己被对方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而原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时，“在代表我国政府参加驻在国一个重要大典，居然走错了地方，没有赶及”，被人视为“华而不实的阿囊”，结果任职“一年多光景，就丢了差使”。诸如此类的情形，在职业的外交官身上一般不会发生。 学界名流或著名学人出任外交官，从政府方面考量，在于借助于其各种社会影响与威望，以收整合政局和挽回时势与人心之效；从学人自身方面考量，其出任外交官并非或不完全是一种“职业”行为，更多的是对国家前途命运或政治的一种关怀。“学人外交官”与职业外交官的角色迥异其趣，至于在纯粹的某些外交理念上与职业外交官的差异，似乎倒是其次了。（作者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