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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青年学人余欣：触摸人类生命体验的气息与脉动——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余欣） 【核心提示】相对历史本身而言，再丰富的历史文献也不过是雪泥鸿爪。历史学家的使命是否就是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重绘一幅历史图景呢？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余欣看来，史学是体悟之学，历史学家更为关键的使命在于，要对人类过往的生命体验予以思考和阐释。 相对历史本身而言，再丰富的历史文献也不过是雪泥鸿爪。历史学家的使命是否就是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重绘一幅历史图景呢？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余欣看来，史学是体悟之学，历史学家更为关键的使命在于，要对人类过往的生命体验予以思考和阐释。 走上敦煌学研究道路 与宇宙和生命一样，人类的历史也充满诸多不可知的因素。或许正是这种令人着迷的“神秘”，使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心向往之。在许多年后的今天，余欣谈起自己学术道路的起点时说，他对历史的不断追寻亦源于对“一切神秘事物”的好奇与探求。 1993年，不满20岁的余欣考入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影视编导专业，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大学二年级时，中文系教授黄征面向全校开设的《敦煌学导论》，不经意间带领余欣走入了敦煌学的广阔天地。随着对敦煌学的认知逐渐加深，余欣结合对法学经典著作和敦煌学论著的阅读与思考，以“敦煌契约”为主题，运用敦煌文献中的契约文书资料，写出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敦煌经济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初探》。这篇文章让浸淫敦煌学研究多年的黄征大为欣赏，他说，这已不是对敦煌学或文献的泛泛之论，而是进入到了专题研究，达到了学术期刊发表的水平。 “我听了之后非常激动”，余欣说，对于刚上大二的学生而言，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是想都不敢想的。遵循黄征的意见，余欣对论文做了认真修改。一年多后，就在他感到希望渺茫时，文章刊发在《新疆文物》（1996年第3期）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为余欣走上敦煌学研究道路铺垫了第一块基石。 20年前，敦煌学远没有今天这样受人关注。当时还没有大部头的敦煌文献图录，对着用缩微胶卷洗印出来的一页页敦煌文书，他们逐字逐句地识字、标点，细致讲解文本意思，分析学术价值，寻找可研究的问题点。“我是非常幸运的”，余欣回想当初，十分感慨。在大多数本科生对未来一片茫然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接受专门的学术训练。 “从文献到历史”的治学理念 现在，正值不惑之龄的余欣，却常有“惶惑有而过之”之叹。他非常坦诚地说，“任何学者的学术生命都是有周期的，研究之路走到一定阶段后，继续拓进会更加艰难。”这种能否对学术再有新贡献的“焦虑感”时常困扰着他。 2000年，余欣刚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荣新江教授曾告诉他，“你要立志不做敦煌学家，实现从文献学研究到历史学研究的跨越”。余欣认为自己一直在践行“从文献到历史”的治学理念，“虽然步履蹒跚，还是努力向前迈了几步”。 读博士不久的余欣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访学，他带着《沙州归义军朝野系年录》的编撰任务而去。指导老师饶宗颐教授看着初出茅庐的余欣，很不放心，私下嘱咐两名助手：“香港是个花花世界，你们要多留意他，别贪玩耽误了工作。”但是，饶宗颐和助手们发现，每天余欣总是第一个到研究室，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才离开。当初稿摆在面前时，饶宗颐对余欣的赞赏溢于言表。 “你现在还很年轻，应该不断拓宽研究领域”，饶宗颐对余欣说，近年出土的简牍里有很多与阴阳方术有关的内容，研究价值很大，可以梳理从简牍到敦煌文献的史料，开拓方术与宗教信仰研究。余欣大受启发，“老一辈学者非常有学术眼光，知道哪些材料是最宝贵、最有研究前景的”，他的博士论文即为《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 2007—2009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期间，余欣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日本古写本写卷，启发他开始思考这些古写本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关系。这样的思索也使他对写本的物质形态、知识的成立过程和传播方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知识是怎样生成、传播和重新整合的？知识、信仰、制度之间如何互相浸润？又如何影响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体验？面对这些问题，余欣感到，可以运用敦煌文献开拓新的课题。随着对写本的深入研究，他希望从材料和方法上打通整个“写本时代”——以手抄本为知识创造与流通主要方式的时代。 同时，从各类文献中，余欣看到了中国传统博物学的身影。以往，博物学或被看作前科学时代的粗糙知识和技能杂烩，或是关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趣味杂学。余欣将中国博物学视为对世界整体性图景的把握：它不仅是自成体系的知识传统——这种传统难以用科学去理解和统摄，而且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国博物学的关切点不在“物”，而在于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直面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 近年来，他先后撰写了《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和《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等专著，试图以写本为媒介，在学术脉络、文化建构和社会信仰层面，考察知识的生成、传播、重构过程，在知识社会史的层面上同时展开博物学和写本学的研究，积极开拓“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合研究”。 不能脱离生命体验谈历史 “凡是真正对学术有所贡献的学者，必是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余欣说，无论是学科领域的拓宽、史料的扩展，还是研究方法的更新、创新，其中的任何一项工作，哪怕走出一小步都很不容易。博物学和写本学在内涵和延展性上都非常宽广，他对自己未来研究工作的期望是，将这两个领域建设成新的学科增长点，更新学术研究范式，对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有所拓进。 最近，余欣又在重新阅读张广达先生撰写的《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我们要赋予历史以生命，不能脱离生命体验谈历史”，他随手把自己的想法记录在书隙间。 张广达曾经用近五万言来考证“唐代的豹猎”，运用汉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史料，以及唐代皇室墓葬中的壁画陶俑等，精细考证这一以猎豹来捕猎的唐代贵族娱乐活动怎样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或许有人会问，花这么多力气来考证一项唐代宫廷娱乐活动到底有多大意义？但在余欣看来，所谓唐代东西文明交流发达、社会风气开放的时代风貌，正是通过“豹猎”这样诸多的个案研究，清晰有力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余欣曾经撰写《附子考》和《芜菁考》，希望以具体的药物与蔬菜的考察为切入视角，揭示它们在日常生活、宗教仪轨、社会文化场域所承载的丰富意涵，以及值得珍视的文明间互动演进的痕迹。他想摒弃名物考证的冷硬姿态，潜入人与物的亲睦世界，唤醒鲜活的历史记忆，在“物理”之外，赋予其应有之“灵性”。在他看来，这种对“碎片”本身丰富蕴含的观照，也正是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规避。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研究范式所构建的“大印象”之外，历史研究是否可以尝试更真切地触摸、感知时代的气息和脉动？余欣相信，历史研究更应当具体而微地切近古人的生命体验，从不同层面展示今人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并从中把握一时代之精神与风貌。 历史学家有责任对人类的生命体验进行思考——这种思考不完全是理论的、思辨的，它应当是可感觉和可触摸的，并融入今人的生命感悟。“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或许，历史学家能够以此探求历史本身的“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