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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纂，张天恩先生担纲主编的《陕西金文集成》，共5卷16册，历时10年完成，最近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它的问世，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古代史以及书法艺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青铜器铭文（亦称金文）的研究发端于汉代。据《汉书·祭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美阳县（今扶风县法门镇）出土尸臣鼎，京兆尹张敞对其铭文作了释读。随着青铜器铭文的出土，资料越来越多，到了宋代，就形成了专门研究古代钟鼎彝器、碑碣石刻、考辨今古文字的一门学问，称为“金石学”。尤其是清代，考据学兴盛，出现了许多金文专家和著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青铜器铭文和帛书竹简的不断发现，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蔚然成风，许多大学都设立了专门的教学或研究机构，有关金文的著作也不断出现，《陕西金文集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该书至少有3个显著特点。 其一，搜罗广泛，收录宏富。该书收录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铭文1973件。这是目前收录陕西金文资料最齐全、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 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编著了《陕西金文汇编》，收录陕西境内历代出土和收藏的商周青铜器铭文1035件，在当时算是收录陕西金文最多的著作了。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新出土的金文资料非常多，诸如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的芮国青铜器，宝鸡市渭滨区石鼓山周墓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以及省内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竟达800多件。《陕西金文集成》都把它们一并收录。 另外，该书还收录了秦汉（包括三国时期）青铜器铭文150多件。秦汉铭文过去多不著录，清代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仅收录24件，《陕西金文汇编》限于体例没有收录。其实，秦汉金文内容与商周金文有所不同，它主要记载着铜器的置放地、监造工官、制作工匠、铸造时地、重量容积等内容。这是研究秦汉历史、秦汉文化，秦汉郡县设置、离宫别馆、度量衡制以及冶铸业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管理制度，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秦汉金文的收录填补了过去陕西金文著录的缺憾。 其二，体例得当，利于科研。过去绝大多数金文著录，诸如《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金文总集》等只是收录金文拓本，并不著录其所在青铜器图像和铭文的释文，以及其他背景资料，致使研究者使用极不方便。《陕西金文集成》汲取了《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的优点，采用了既录金文拓本，又附器物图像，同时把相关的器物时代、出土时地、收藏单位、流传经过、著录书目、铭文释文等，一并罗列在一起，免去了使用者前后翻检，甚或再去查找其他书籍的麻烦。现代考古学讲求综合研究，金文研究也是一样，不能孤立进行，必须结合它所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功能、工艺以及同出器物的组合关系，作以全面综合的分析研究，才能做出正确的时代判断和内容的诠释。《陕西金文集成》就满足了研究者的这一需求。 更值得一提的是，《陕西金文集成》还采用了以地域和出土单位设计卷目，改变了以往金文著录是以器类为纲，以字数多少排列顺序的传统方式。 传统编排法好处是便于排版，节省版面，查找相同器类铭文方便，但是古代同一地域、同一族、同一人的器物往往分列几种器类、几个卷册，不便于研究者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对比分析。《陕西金文集成》采用按地域分卷分集，以出土单位（一座窖藏或一个墓葬）进行完整的金文资料排列，并采取逐组逐件说明，使之形成一部系统的有铭青铜器的考古报告集。特别是将历史上出土的、流散世界各地的金文资料，重新编排在一起，简要说明出土的时间、地点、环境和组合关系等，这对了解流散金文资料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提供了方便。 其三，全彩精印，图文并茂。《陕西金文集成》的铭文拓本绝大部分都是重新在原器上捶拓，照片也都重新拍摄，并增添了铭文照片和花纹局部特写，这样便于器形全图与局部特写、铭文拓本与铭文照片，两相对照，优劣互补，以便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正确的判断。 该书采用了全彩色制版印刷。版面精致，文字清晰。既是一部金文著录文献，也兼有青铜艺术图录的功能。虽然成本有所提高，但毕竟使得金文著录书籍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该书不足的一点，就是正文和铭文释文的字体太小，年龄大的人阅读感到不便，有待今后改善。 总之，《陕西金文集成》是一部收录广泛，内容丰富，编排合理，印制精良的大型金文著录书籍。它是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古音韵、历史学、考古学，以及书法篆刻艺术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极有价值的一部大型工具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