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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是严谨的学者，平日的生活刻意保持简单与清索，规避喧嚣人事而勤耕史料之海。很多文史学者借着历史以评析当下社会，或从当下社会所残缺与希冀之处出发，怀着现实关怀重新诠释近代史，渐成公共领域内活跃的知识分子，茅海建仍然将自己关在学术象牙塔之内，执著地把历史真实作为学术研究中不灭的梦境，拒绝以言论介入现实的诱惑，拒绝媒体的采访邀请，拒绝被“公知化”。 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史学论文与专著面世，新潮理论轮番更迭，相关结论随之更妆换颜，而其茁长的根基，却是经不起考证的史实，一场场热闹的推导、演绎、归纳，实为海市蜃楼，别人看着兴奋甚至颇为入戏，茅海建却有些许悲凉，反复强调，现今史学之重，为“史料重建”。 平和 学术不需要枕中秘笈 有人感慨，有些文史学者（或写者？），发现一个新史料，就能敷衍成一本书，把历史讲得曲折动人，书与人皆出风头。而茅海建以《天朝的崩溃》出名，之后的书，越写越老实艰涩，比如《近代的尺度》、《戊戌变法史事考》，书中尽是用史料来说明的历史细节，对于习惯从历史著作的阅读中获取如听书般畅快感的读者而言，茅海建的书是繁琐沉闷的，没有宏观的历史叙事，没有精湛的理论演绎，有时连细节都是不确定的，在列举辨析一堆史料之后，茅海建会毫不留情地说，至于事实，仍然缺乏可信的证据。 关于学术的意义，茅海建自称去了日本才渐明了。那是1999年，茅海建在日本呆了两个多月，京都学派的细密细心让他心向往之，比如，此派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史，因为不太了解清朝的制度与奏折术语，便自己动手编写辞典，一点点积累起相关知识。日本访学之旅，只有两个月，但茅海建自以为收获极大，最大的收获是明晰了学术的意义：真正的学术是平淡的、平常、平和的，没有太多华丽色彩，也无需那些枕中秘笈；有一颗平实、平静的学术之真心，力行恒久，也就自然地除了平淡、平常、平和，而会成为不朽。 茅海建对自己的老师陈旭麓有极深的感情，在他为自己著作写的序中，或是论文注解中，常于意料之外蔓逸出对陈先生的思念与敬意，其中深情，自然是在文字之外。2008年陈旭麓逝世二十周年，茅海建在纪念会上回忆陈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只用了两个词概括：平常，自然。那是淡然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没有终身受用的警句誓言可以长刻心中，却有各种细节长久回味，“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曾经茅海建指导学年论文的学生谈及茅老师，多有敬畏。因茅海建自己极为勤奋刻苦，对学生们形成了潜在的约束，爬梳史料，绝不敢偷懒。茅师对学术的自律与对学识的赏识，却是相近的坦然真挚，“平日里不苟言笑，若写出让他中意的文章，则有激昂的喜悦”，“在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呆上一小会儿，他的气场就足以影响你一生。” 散淡 羡慕做完很多事后再离世 茅海建的文字里，亦很难找到旁逸斜出的意趣，似有意少写较随意或论旨不那么学术化的文字。在今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依然如旧的月色》的前言里，茅海建反思了自己作为学者的毛病，长期居于学术规范之中，写东西太有腔有调有规范，而无平静闲心去欣赏江河的潮汐、夕阳西下，或是枝上新萌的绿芽，天上灿烂流星……尽管给自己的书起了如此诗意的名字，但书中篇什，除了少数篇忆旧怀人之文，可称得上随笔，其余的文章，大多是考据色彩浓郁的半学术论文。他自嘲说：“真是教书教惯了，什么时候都‘毁’人不倦。” 而细看他那为数极少的忆旧怀人文，字里行间有一种不受侵扰的平静，抒情表意极为简洁，即便是悼念对那些在他生活与学术生涯中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也是哀而不伤，沉痛或是感激，被他的克制解散成丝丝缕缕状，妥帖地安置于琐碎的私人交往中，很是淡然，反复读之，才能感觉文字之外的深情厚谊。 比如他写朱维铮意气张扬之外有细腻体贴，“我当时因《天朝的崩溃》稍受小累，他也知道此事，却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善解人意地不提此事，而多次言及他对陈先生的回忆，让我感到温暖。”而写自己对朱维铮的关切，也就一个细节，那是2010年9月，茅海建去探望刚做完手术的朱维铮，当面并没有多谈，离开朱家后，“我到附近书店去看书，却静不下心来，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坐了很久……” 台湾史学家黄彰健是茅海建极敬佩的学者，他也曾多次在自己的书中向黄彰健致敬。原因为两个，其一，黄彰健在1974年就发现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其二，他很早就提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又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两项发现历数十年光芒不灭，对茅海建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 而2005年茅海建去台湾见到了这位令自己心生敬意已久的学者，听他谈戊戌变法，“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之后当黄寄给他关于“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的稿件时，“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2009年，黄彰健去世，茅海建写了文章悼念，至文末才表露同情的理解：“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与人交往，散淡至此，似乎也是一种境界。 撰文/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治学一例】 83万字鉴注2.5万字 关于史料之重建的实践，最常为人称道的，是茅海建对《我史》的鉴注。十多年前，茅海建初涉戊戌变法研究，面对康有为的《我史》，心情很是复杂。《我史》叙述了康有为从出生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这四十年间（1858-1898）的个人历史。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康有为，其本人的记录，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但已有学者如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在研究中发现，康有为此书中作伪。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何处去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很多学人面对这样的困局，选择的是与之和平相处，能绕则绕。而茅海建选择的，是迎面而上：既然《我史》中有伪，作伪也有作伪的理由，本身就值得研究。他决定给《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便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 2006年10月，茅海建在国家博物馆读到《我史》的手稿本（共计四万字），便着手开始鉴注工作，主要针对《我史》中从甲午到戊戌的五年（原稿字数约25000字）。康有为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的后五年，被茅海建花了五年的时间以档案文献严格核对，形成83万余字的鉴注本，相当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了重建。史料乃史学之公器，茅海建的核对厘正工作，对后续研究者而言其价值不可估量。 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 【茅海建论历史写作与研究】 “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越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 ——摘录于《近代的尺度》，2009年 关于历史学家，有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由此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此说曾让刚入历史本科学习的茅海建产生困惑：对于一个愿意研究历史的人而言，在自己的学术早期，应该做些什么？ 几年后茅海建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师从陈旭麓先生，陈先生也是主张学生尽早进入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来学习历史。于是跟随陈旭麓学习的两年，茅海建大约写了十多万字，“几乎不停地写，也在懵懵懂懂之中进入了史学。” 【茅海建主要著作年表】 1995 《天朝的崩溃》、《苦命天子》 1998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2005 《戊戌变法史事考》 2009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2011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2014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戊戌变法另面》 冷板凳 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 硕士毕业之后七年，茅海建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在茅海建的文章中极少涉笔那段生活，大概从一个细节中略能得知些许境况，1988年，得知导师陈旭麓去世，“我当即向领导请假，要求回上海奔丧，谁知竟不批准。我那时还是军人，三次要求之后，只能在北京夜晚寒冷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新写的文章依旧请他看——忆陈师旭麓先生》，1999年，刊于《书城》）。 时间流转至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与充满激情与想象的80年代相比，严肃的公共讨论呈退场姿态，严肃的思考也随之在大部分私人生活中缺席，市场社会急剧崛起，知识分子边缘化，市场与资本更具吸引力。1993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正是基于此种背景。 茅海建在学术上发力，却刚好就在市场经济于中国掀起狂飙的1992年，已经在社科院近史所任职的他，决意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要把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付诸一本专著。1980年茅海建师从陈旭麓进入鸦片战争研究领域，颇得导师鼓励，但十多年间因工作无暇动笔，而陈旭麓也于1988年离世。这部书的写作，对于茅海建而言，仿如必须偿还的债。他花了十多年收集史料思考问题，花了两年时间写成《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扉页上写的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 《天朝的崩溃》一书出版后，海内震动，好评如潮。书中有浓郁的民族国家情怀，“天朝”与“泰西”在近代化上存在的差距，仍在当下社会中发出哀怒之声，“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障”，此种论调，既有对社会的反思又含激越的呐喊之声，在日益开放且急于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 但茅海建自己很少谈及此书引起的阅读热潮，倒是在一篇写于1999年谈拒绝捧场应景式书评的文章中，他有这样的话：“绝大多数书评只是一味地说好话，而且好话也是同一个套路，无非发掘了新的材料（一般不提新材料对该项研究有何突破性价值），将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中（其实做到这一点极难，但从目前书评来看似乎很容易做到），文字生动流畅（史学著作文字艰涩实已大大阻碍了读者，影响其销路）云云。此书评与彼书评雷同……” 畅销书 失败的尝试 1994年春节，茅海建回上海省亲，与友人朱金元先生谈论学术著作的市场前景问题，朱金元是一位资深编辑，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书，认为一定存在一种既有品位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好书应该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又能获得普通读者喜爱的。考虑当时的文化环境，茅海建对“写一本专业和非专业各种层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书”，充满兴趣。 茅海建花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写成《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是他所有著作中气质最独特的，笔调轻松，发论有着精心安排的随意，而且毫不掩饰对笔下人物的感情，“我只是可怜他（指奕詝）。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这样入情佻达的文字，在茅海建之后的著作中很难再见到。 有意思的是《苦命天子》与《天朝的崩溃》两书的命运。1994年《天朝的崩溃》书稿交给出版社时，学术著作已经很不景气，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没仔细看书稿就否定其出版价值，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出版，和《苦命天子》在同一年面世。《天》市场反响是出乎意料得好，《苦》既无销售上的成功，也没有读书界的反响。此后，茅海建对“以学术为题目以取悦读者为方向”的写作保持了绝对的距离。 去旁骛 将学问进行到底 学术研究有理论与考证之别，前者自成一家存一说，可存议容疑问；后者的目标是唯此一说，很难引起讨论，茅海建走的是实证之路，一条需下苦力且孤寂的路。1998年，正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茅海建结束了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开始转向戊戌变法。之后去日本的短暂访学，似乎成为茅海建学术生涯中如洗礼般的仪式。他反复强调自己去了日本才明晰学术的意义。 1999年在一篇写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的文章中，他一边期待“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的胸襟”，一边致敬日本学者，多少蕴藉着对自己的期求：“在茫茫的日本人群中，他们的研究兴趣几乎是无人理解的，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很难有实用的功能，他们是孤寂的一群。当学术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学术而非功利的场合，激起学术的冲动，抚慰自己不甘孤寂的心。” 回国后，茅海建进入北大历史系执教，一连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他往返于中国第一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远东与中东研究院等，域外客舍的宁静使茅海建得以摆脱各种杂务，多年潜心研究戊戌变法，系统运用案馆，对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过程和原委进行核定并作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 在史学之外的读者看来，茅海建的研究结果，并无令人激动或是别开生面的戏剧性转折，而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由于习惯了进步式叙述，其学科发展轨迹是主题先行，不缺乏结论，但相关史实面目不清，每一个历史细节的考证，都是夯实历史结论的重要手笔。茅海建的研究成果，即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及其续集、《康有为我史鉴注》，要了解近十年来戊戌变法研究新进展，只看茅海建的史事考就可知，实在令人叹之敬之。 茅海建将学问进行到底，将其作为自己抵达学术彼岸的唯一路径，他的孤注一掷，为他带来的是宽阔的学术大道。这些注释密集而行文艰涩的书籍，并没有如我们所猜想的那样无人问津，它们在学术界获得敬意，在市场虽非热捧的宠儿但为长销之作，究其原因，恰恰就是茅海建的期待——学术为天下之公器，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或者撰写畅销书的历史写者，都需要将其备在案头。 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序言中，作者茅海建感叹阅读这份史料有“惊心动魄”之感，他所感受到的惊心动魄，普通读者可能难以感同身受，需要对历史细节之更细微之处，有敏锐体察的历史观察者，方能获得此种感受。不过，正如茅海建所说，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因张之洞档案，关于戊戌变法，确实让人有新鲜的感觉，获得更为恰当的认知。本版拟略择书中一二新鲜的认知，以飨读者。 戊戌变法另面之一 康有为的眼光与自我感觉 张之洞档案中，最让茅海建怦然心动的，是《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其中有张之洞之子张权来信4件、侄张检来信1件、侄张彬来信2件，内容皆是向张之洞报告京中政治情况，涉及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同办强学会期间，张权开始与康有为交往，他在书信中透露出对康有为的不信任，其中一个理由是，康有为与皇室弟子溥侗结交，溥侗为乾隆第十一子曾孙的儿子，彼时二十一岁，封镇国将军，极富艺术细胞，在政治上无可赞赏之处，康有为却称其天资高有见识志向，为王贝之中的人才。外臣与皇室结交为政治大忌，张权从传统政治原则出发，认为康有为叵测卑鄙，不敢近之。 康有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总理大臣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时吾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而张权密信透露的消息是，廖本人不敢不与之递，颇无奈。另外，光绪帝有意设立待诏所以安置康梁，很可能只是当时的一种传说，无实际根据，所谓待诏所只是一个上书收转机构，无实际政治权力。 （详见P76-118，《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张之洞档案： 溥侗资质平平，且康有为结交皇室犯忌；光绪帝安置康有为的“待诏所”并无实权。 张之洞档案： 张之洞与杨锐关系密切、戊戌政变后曾极力营救,剖白其并非“康党”。 张之洞档案： 康有为对外媒轻言慈禧与光绪帝关系，给光绪带来被废黜的危险。 戊戌变法另面之二 康圣人诬指张之洞“请杀六君子” 维新派领袖唐才常于1900年领导自立军起义被杀后，康有为悲愤而作《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文中有一句称：“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谭嗣同）、杨（杨锐）等六人，以求避党祸，其忍于杀帝党久矣”。而张之洞档案中由张亲笔所写的原件，所透露的却是张、杨之间有着深厚情感，杨锐为张之洞幕僚，由后者保障其物质生活无忧，而杨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京中向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大量电报，交办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电报，张之洞告诉杨锐：“康长素（即康有为）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切祷。”而杨锐曾与人密谋，“请张之洞来京面询事宜”，为平衡朝内政治力量，慈禧太后批准了这个请求，只是后来因突发事件，张之洞没有成功入京。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听到杨锐被捕，张之洞知道消息后，很是焦虑不安，连续发电给张权，先是询问：“叔峤（杨锐字）奇灾骇绝，究因何故？尚有复文否，念甚。”后又担心杨锐受康有为牵累：“叔峤并非康党，何以四章京同罪，焦急亟念。岂康曾保四人耶？能知受累之故否？”之后又发电给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称杨锐品行端洁，文学雅通，平日议论极恶康学，确非康党，可见张之洞有意护杨，并展开营救，最后无果。1902年，张之洞再度署理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为了纪念杨锐，造了“豁蒙楼”，取名于当年杨锐所颂“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 （详见P133-174，《张之洞与杨锐》） 戊戌变法另面之三 不识时务的政治幼稚者 1898年10月6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香港当时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的采访，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康有为，在采访中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慈禧只是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她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自己如何信任，夸大他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还称光绪帝已经给他密诏（实为康有为自己改窜或自拟的密诏），要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采访文章在《中国邮报》和上海的《字林西报》刊出。 彼时慈禧正有废帝之心，而朝中刘坤一等大臣为保全光绪帝正竭尽心力。康有为的一面之词，简直是火上加油，慈禧据此可以认为光绪帝通过康有为与外国人勾结。这个采访，对正被羁押北京的光绪帝极为不利。张之洞看到采访后，大为震怒，发电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此报流传，为害甚烈。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假设康有为有自知之明，清晰明智的启蒙与政治改革的推进，当区别对待，前者自己来践行，后者让张之洞等政治实力派去开拓，双线互动，也许结局会两样。 当然，如茅海建在《戊戌变法的另面·导言》中所感慨：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假设。 （详见P503-514，《戊戌前后诸政事》） 康有为记述： 皇室弟子溥侗“天资高有见识志向”；自己受光绪帝殊遇，可直递奏折。 康有为观点： 张之洞本为新党，维新失败，为自保，主张杀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 康有为记述： 流亡香港后康有为对英文媒体“爆料”，称光绪帝有密诏，命他去英国求救，推翻慈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