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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1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袁仲一带队开启了秦始皇陵秦俑考古之旅。回忆起在陕西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历程，袁仲一说，一首《长相思·怀念老考古队员》可道尽个中甘苦：“一把铲，一条绳，寻幽探秘骊山陵。朝朝暮暮情。腰如弓，铲声声，奇珍异宝一宗宗。谁知精血凝。” 以实证推翻旧说 袁仲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毕业的历史学研究生，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西部工作。这种人生选择，在袁仲一的工作和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不经意的习惯。发掘兵马俑、勘探始皇陵、研究秦俑学、探索秦文化……袁仲一的为学脚步稳健扎实，他以浩繁的史料为基础，复原被旧说遮蔽的秦文化之光。 传统观念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雕塑艺术才发展起来。袁仲一提出，秦始皇陵发现的一号、二号、三号兵马俑坑中，有陶俑8000多件，其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既注重写实又不照搬现实，而是将人物形象的实际面貌与艺术创作的理想性表现性相结合，这是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雕塑艺术风格。 乐府起源于汉代的观点，自颜师古以来就已成为定论。1976年，袁仲一意外发现的秦乐府编钟则推翻了这一旧说。袁仲一说，关于这一事件的正确表述应为，汉武帝设立了利用乐府采诗的制度，而秦代则早已有了乐府机构。他强调，秦乐府编钟并非孤证，1976年出土于西安北郊的一批秦封泥中，有“乐府”封泥1品、“秦乐府丞”封泥22品，而国外相关著录中亦有相关史料。 自1992年起，袁仲一曾多年担任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他以弘扬司马迁精神为己任。在他与其他学者的组织下，研究会多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司马迁与华夏文化系列丛书》，还组织编纂大型学术工程《史记研究集成》。 考古事业也要知其所止，袁仲一说，“我不主张挖秦始皇陵”。在他看来，不主动发掘是国内外考古界惯例，长处地下恒温恒湿状态几千年的文物出土后如何保护，依然是世界性难题。不能因为考古工作者“图自己好奇”，就开掘陵墓。 用大众语言讲述悠远故事 厚达上千页的《秦俑学研究》倾注了袁仲一和众多专家的心血，在书中，袁仲一将大段的感谢词写给了“新闻界的朋友”。在袁仲一看来，学术与媒体，特别是考古学、历史学与媒体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共同的社会责任，亦即文化下移、社科普及和理论大众化的天然道义之上。学术界持守这一点，可帮助广大群众在海量信息中获知有价值的内容。 几十年来，袁仲一用大众化语言讲述悠远的中国故事，传播真实无误的学术信息。从发掘兵马俑之初，袁仲一坚持边发掘边开放展览并进行现场解说；任职秦俑博物馆馆长期间，他重视博物馆教育功能；之后他主编《秦俑秦文化丛书》、《秦文化论丛》，撰写《秦兵马俑》等著作，并参加各类大众讲坛。他还曾结合考古资料以时尚色和流行色为喻，来阐释秦人“尚黑”与秦俑五颜六色之间的关系。对相关大众文化著作，袁仲一注重质量，做到既有学术品位，又能在“浅阅读”时代更大范围地传播。 秦陵考古从一开始就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正是靠着对民谚、传说的梳理和农民的指引、守护，考古发掘才屡获硕果。袁仲一表示，“考古是集体劳动智慧的凝聚，这里既包括专业的考古队员，更包括那些有着素朴历史敬畏感的农民。”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些偶然发现秦俑的农民们，那些默默无闻的老技工，那些不图名利、有的已溘然长逝的老战友。退休之后的袁仲一，不时被后起的专业考古人员请去传经送宝，讨教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了解农民意愿、理解农民心态，和农民坐炕头“谝闲传”、做朋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