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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又称《晏子》）是记述春秋后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和轶事的著作，成书于战国中后期，西汉刘向曾予以整理。自古以来，学界关于该书编者为谁的认识聚讼纷纭，迄今未息。 《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北宋末年郑樵《通志》、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认为，《晏子春秋》系晏婴自著。唐代柳宗元《河东集·辨晏子春秋》率先提出质疑，“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南宋项安世、王应麟及明代宋濂、焦竑、胡应麟等人均赞同柳宗元之说，梁启超也认为“盖近是”。北宋官修《崇文总目》云：“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非也。”南宋初期官修《中兴馆阁书目》也持此说。清代孙星衍《问字堂集·晏子春秋序》认为该书系晏婴宾客所作，“婴死，其宾客哀之，集其行事而书”。 清代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则认为今本《晏子春秋》系六朝人所作伪书，“吾疑是书盖晚出，非太史公、刘向所见本……而六朝人好作伪者依仿为之耳”。管同《因寄轩文初集》也持此说：“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欤？”然而，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晏子》残卷、1973年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汉墓均出土相关材料，此说遂不攻自破。 吴则虞《试论〈晏子春秋〉》（《光明日报》1961年6月9日，第4版）、《晏子春秋集释·序》（中华书局1962年）认为，其成书年代“大约应当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为了表达政见，发抒胸中的苦闷，有人就写起书来了”，“他们所捧的角色”就是“与他们身份相似的入幕之宾”晏婴。“《晏子春秋》的编写者，很可能是六国灭后流寓于秦国的齐国人”，“很有可能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在秦国编写的”。高亨《〈晏子春秋〉的创作时代》（《文学遗产增刊》第8辑，1961年11月）肯定该书“作于战国时代”，“作者当是齐国人，或久住齐国的人，或者与稷下大夫有关”。董治安《说〈晏子春秋〉》（《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也认为该书“是一部独立的、先秦时代的著作”。他在《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文史哲》1962年第2期）一文认为，吴则虞的看法是“根据不足的”。胡家聪《稷下学宫史钩沉》（《文史哲》1981年4 期）认为《晏子春秋》“有可能经稷下先生整理编成而流传下来”。谭家健《〈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基本同意董治安看法，认为“在《晏子春秋》作者无法确指的情况下，似乎应署‘战国无名氏撰，西汉刘向编录’为宜”。 吕斌《淳于髡著〈晏子春秋〉考》（《齐鲁学刊》1985年第1期）认为，该书系战国中期稷下学者淳于髡所作。赵逵夫《〈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光明日报》2005年1月28日，第6版）也持此说，“《晏子春秋》一书是战国中期齐人淳于髡在齐威王、宣王朝搜集晏婴的佚著、言辞、事迹及传说故事编成……题作‘淳于髡编’，应无问题。”王绪霞《〈晏子春秋〉成书考论》（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也认为“至于编者，还无法确定，但稷下学者淳于髡比较有可能”，“第一个编者大约是战国中期齐国人，具体编者尚不能定论，不过有可能是稷下大夫淳于髡”。 孙以楷《稷下学宫考述》（《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4年）则认为柳宗元看法是可信的，“我认为《晏子春秋》是稷下墨者所编写……《晏子春秋》不仅非齐人不能为，而且非稷下学者不能为”。不过，其《刘安与〈庄子〉》（《安徽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则认为成书时代及编者“尚无定论”。王志民《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进一步认为，《晏子春秋》可能是属于墨家支流的稷下先生宋鐦、尹文之徒所作。 袁青《〈晏子春秋〉》研究综述——兼论〈晏子春秋〉今后的研究出路》（《管子学刊》2013年第3期）认为“《晏子春秋》当与稷下学者有关，至于是否就是淳于髡所编著，在没有确凿证据前，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为好”。其《〈晏子春秋〉是稷下学者所作吗？——兼与赵逵夫等先生商榷》（《学术界》2015年第8期）认为，稷下学者所作一说“其实并没有得到论据的支持”。从大量贬斥田氏政权的言论来看，该书“当成于反对田氏政权的齐学者之手”，但曾对淳于髡为代表的稷下学者产生很大影响。 （南凯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