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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学者总结出，做学问，特别是做历史研究，同法官断案的道理是一样的，法官是根据现场证据、控辩双方的举证，以及所有搜集到的直接与间接证据材料，复原作案的过程，然后作出判决。历史学家则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材料重建历史现场的情景，据此作出判断。两者的程序与方法是大体一致的。 中国古代有一位县太爷，他总结自己一生断案的经验体会，提出“勤、谨、和、缓”的四字诀。他认为能做到这四个字，就可以正确判案，避免冤案。一些著名学者的治学实践，也印证了这四个字。 勤，就是不偷懒，眼勤、手勤、腿勤、耳勤、脑勤。我觉得顾颉刚先生可作为勤奋做学问的一个典范。顾先生在1919至1949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写出近3000万字的东西。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绩，必须极端地勤奋，一点儿也不能虚掷光阴。江绍原说顾先生“眼、耳、手、脑并用”。其实不止如此，还应加上一条，应当说是“眼、耳、手、脚、脑并用”。用脚，即跑路。须知做学问所需要的材料，往往是零星地分散在各地，特别是那些原创性的研究课题，找材料往往要跑很多地方，耗去大量的时间、精力，脚不勤是绝对不行的。 谨，就是谨慎，不马虎，不大意，不苟且。据说陈垣先生编辑“元典章”文献这本书时，他认真校对每一篇文章。他觉得文章从头到尾地读，有时容易疏忽，因此竟把每一篇文章倒过来，从最后一个字校起，校到文章开头的第一个字。我想这可以说是谨慎的典范。 和，就是平和，心平气和，细心考虑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可能性。胡适晚年做“《水经注》案”的考证。据他说，从清后期一直到民国，不断有学者出来指责清代大学者戴震偷窃其同时代学者赵一清、全祖望的《水经注》研究成果。胡适发现，这些指责戴震的人，大都是受过清代理学家的影响；而戴震是反理学的大家。他们因不满意戴震的思想倾向，认为他离经叛道，所以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在他们看来，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都能做出来的。胡适认为，这些指责戴震的人，就是缺乏“和”的态度。他们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而是首先以卫道者自居，怀着“正义的火气”，先就把戴震当成有罪的人，然后加以讨伐。这可看作是学术史上，不能以平和态度与对方论争，因而走向片面和谬误的显著例子。 缓，就是不急于下结论，不急于发表，反复推敲，反复斟酌。这方面最好的典范就是达尔文。达尔文经多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物种起源》这本书。写成之后，他一直不肯发表，随时准备补充和修改。但到了1859年，他得知有另外一位学者在做同样的研究，正在准备出书。这时，他才在朋友们的劝促之下，将《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对世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想，大概讲勤、讲谨、讲和，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但讲缓，有人会有意见。现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对青年学者的要求，全都是所谓量化标准，要求一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几篇，评职称时，则要求近五年内要有专著一本或是两本。总之，都是量化考察。我确实很理解大家的难处。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呼吁两件事：一是在高等学术机构里，当然包括高等学校，学术权威性的影响力一定要大过行政权威性的影响力。现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一切科研教学都是依照由行政部门发下的各种小册子、各种报表来运行。那些小册子、报表就是代表行政化的力量。二是，对一个人的学术考核，一定要质量重于数量，质量第一，数量第二。 我这样主张，一是不让那些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急于求成的学者吃亏；二是要建立真正世界水平的研究机构，必须实行这样的方针。不这样做，就等于鼓励急功近利，鼓励粗制滥造。我希望关心中国教育与科学事业前途的人，都应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努力改变目前这种状况，以便真正培养出好的人才，推动我们的教育与学术事业的进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