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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唐先生投身了一项功在千秋的事业——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谓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指1959年到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两地以及乌尔塘和交河古城发掘清理450余座晋到唐的墓葬时，发现的近3000件（含残片）汉文文书。1975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由唐先生主持整理。 不料，项目开始之初就发生了悲剧：唐先生在新疆考察时，右眼突然失明了。关于失明原因，坊间有多种传言。据唐先生写给夫人的家信：“（1975年4月）24日游天池，于27日乘机赴库车。下机后发现我的右眼失明，据当地医生判断，大致可以断定是网膜脱离。……今天先在乌鲁木齐医院诊视一下，大概即在数日内飞京，由冶秋同志介绍进同仁医院诊视。” 但这一突发事件并没有影响整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从1975年起，朱雷、陈国灿等武大年轻学者先后随唐先生进京整理文书，参与了拆揭、拼缀、录文、标点、断代、定名每个环节。陈国灿记得，文书都是从新疆运到北京的，由于是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之物，在拆揭环节即困难重重。尤其是有大量没有拆开的纸鞋、纸靴，还有纸棺——纸都极薄易脆，拆揭一点都很费功夫。 朱雷说，拆揭后的工作是拼缀，拼缀后的工作是录文。因为有近万片断裂开的小残片，如果不进行拼缀，复原成较为完整的文书，是很难进行录文的。但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最开始他们不能直接拼缀残片，而是要用那些摄印都不太清楚的小照片试做拼缀，甚至根据这些小照片做录文。当时唐先生也和大家一样拿着小照片去做录文工作。那时他右眼已失明，左眼戴镜矫正也只有0.2度。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唐先生想了个妙招，即在照片背后用台灯照射，让文字从正面看起来清晰些，大家纷纷效仿。到了录文核对阶段要使用原件，考虑到文书上多有血污，且带有尸臭味，细菌甚多，大家都劝唐先生少接触，唐先生却说：“我不看原件，怎么知道对与不对？”坚持每道工序皆不免省。 完成拼缀和录文后，接着是对文书进行归类。陈国灿记得，一开始文书整理是按照文书性质，即官文书和私文书进行分类，但唐先生认为，当时对很多文书的性质并不清楚，很难分类。他对唐先生说，当年法国人马伯乐整理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时按照性质分类整理，结果有很多文书要么无法归类，要么归类不准确，弊端甚多。与其这样，不如参考考古学，以墓葬为单位整理，这样既能以原始面貌客观呈现，又不会混乱、遗漏，还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依据。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唐先生让他提出这个建议，众人经过讨论后，统一了按墓归类整理文书的做法。 1981年，刚刚硕士毕业的王素加入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王素说，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唐先生每件文书都要过目。由于目力日渐衰退，他就半躺在靠椅上，让学生们读给他听。“他常常会打断我们，说哪个字有问题，要与文书原件核对。有些释文他不满意，他会找文书原件来看，然后自己修改。” 在文书整理期间，最让陈国灿感慨的，是唐先生提出每周固定一天为“文书开放日”，邀请在京学者一起来研究。“唐先生提倡学问大家做，他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交流才可以互相启发。”而且，来的人只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还可以抄录文书带回去研究。一时间，来了不少社科院、北大、北师大、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机构的研究者，有些学者还带了学生一起来看文书。 王素告诉记者，1975年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的整理小组原有3个，仅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完成了所有工作，共拼缀较完整文书近1800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全10册，1981年出版了前3册，1983年出版第4、5册，1985年出版第6册，1986年出版第7册，1987年出版第8册，1990年出版第9册，1991年出版第10册。文书均按照原式抄写影印，有关文书情况如墨色、缺残等也一一标明，对字迹模糊、缺笔、残坏之字也尽可能推断注明。1988年，王素主要负责编辑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全4卷正式立项，于1992至1996年陆续出版。王素说，他保存了60余封唐先生的来信，基本都是谈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时至今日，记者仍能在唐先生家中看到数本吐鲁番文书整理时期的笔记，学术价值颇高。王素受中华书局委托，拟于近日前往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