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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念书，听到一位著名旅美华裔学者感慨：大陆中年学者具有问题意识；台湾中年学者缺乏问题意识。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大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毋庸多言。历尽劫波之后，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看似普通，比如考证汉代某场改革的细节真相；比如厘清明清时期耶稣教的传播状况……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在研究历代改革的背后，潜藏着呼吁当下改革的吼声；在探讨耶稣教和儒学互动的深处，澎湃着借鉴他国良方的愿望。这就是“具有问题意识”，即带着今天的问题来考察过去的历史。 而彼岸，经过“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阶段，生活安定，整个社会没有发奋图强、改变现状的迫切需求，学者按照兴趣选择课题，逐渐趋向细致琐碎，缺乏思想力度。 当我读到日本神奈川大学名誉教授小林一美先生《我的心灵故乡、我的心灵之旅——一位中国史研究者的回忆录》时，脑海里涌出的感想是：这是一位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学者。 小林教授生于“七七事变”爆发的1937年，这一代中、日学者，都经历了二次大战、东西方冷战、东方革命，拥有过希望，遭遇过失望。苦难促人深思，时势造就英雄，许多人的学术轨迹几乎和人生追求合而为一，这正是具有问题意识的一代人。 值得警惕的是，单有问题意识，单有信仰，没有反省和批判精神，非常危险。信仰很容易变成宗教，变成原教旨主义，变成不分青红皂白的绝对捍卫。过去和现在，由极端信仰而导致的灾难屡见不鲜。 小林教授具有问题意识，更可贵的是，他保持着反省和批判精神。 学者常说：近代以前的中国人，表彰过去是为了批判现实；近代以后，批判传统是为了批判现实。 不满现状，意欲改革，学习的榜样少不了二端：一曰过去，一曰未来。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西方做参照，国人无法向未来汲取资源，只能把理想投射到过去，凡是想对现实政治实行改革，就会宣扬上古三代无比美好，呼吁恢复周礼，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取代古代成为来自未来的学习资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批判传统，呼吁以西方为蓝本，改革现状。直到今天，人们表彰外国月亮或是批判中国传统，醉翁之意往往在于敦促国内改革。 二战后的日本，否定近代发展道路、反战和平的左翼势力日益壮大，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成为日本左翼人士寄托理想的对象。不错，表彰中国正是为了批判日本。 小林教授的中国，是一座想象的异邦。他对日本有多失望，对中国就有多热爱。他为这头脑中的异邦织上了华美的衣衫。 小林教授出生于长野县的山村，父辈应征入伍，踏上中国战场，年幼的他也曾梦想成为军人，驾驭五百战马，驰骋中国大陆。 中学时代，日本侵略战争的真相一一曝光，大半日本兵死于自家政府和军队之手，残酷的事实促使日本社会反省日本近代史，批判日本的近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而是野蛮的近代。小林深受左翼社会思潮影响，痛恨军国主义思想，向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崇拜毛泽东。 1957年，小林教授进入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学习。当时，在国立大学史学科，仍然存在着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不是治学对象的观点。倘若研究古代或中世纪史，离世界革命的时代又太过遥远。斟酌再三，小林决定将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十九世纪中国作为研究重心。 与此同时，他心系中国现实，看到大跃进报道，对麻雀飞进密植水田被稻子挤死等宣传深信不疑。暑假回老家还向父亲赞美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被务农的父亲臭骂一通：“种得这么密，一定会得稻瘟病，通通死光。出了大钱，供儿子到东京念大学，就学了这样的东西，让老子情何以堪！” 大学院时代，他深受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的双重影响，关注生产力、生产关系、人民运动、阶级斗争、革命，也关注上层建筑的独立性、禁欲精神、敬业精神和市民社会等概念，希望重建真正的近代历史。硕士论文《太平天国前夕的农民斗争——扬子江下游地带》，指出长江下游地带正是处于马克思所说封建地租三种形态的货币地租阶段，由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贯穿于中国历史，从而推翻军国主义者所谓中国停滞不前、亟待日本拯救的说法。 1970年代，日本赤军的极左恐怖行动，让国民陷入反省；逐渐曝光的中国“文革”真相给小林教授等左翼知识分子泼去一盆冷水。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反思：从中国历史中找出具体证据，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发展阶段论）的正确性。 1980年，小林教授第一次踏上自少年时期便无比憧憬的中国，亲眼目睹8亿中国人陷于极度贫困之中。他深深意识到：政治革命不等于社会革命，应该对政治革命和政治概念等进行理论性的再检讨。幻想的小肥皂泡其实早已陆续破裂，此时此刻，最大的一枚也砰然爆裂。他的战后精神追求史，到此彻底结束。 以后的15年，他陷入迷茫，进入人生的第三次反思。该从中国史中找出什么价值呢？是否要放弃倾尽半生心血的阶级斗争史和社会经济史，寻找新的道路，转向精神史和伦理史的研究？ 1998年，我初识小林教授，毫不了解他的精神历程，见到他带领研究生阅读中国地方志，仅仅暗中感慨：日本学者做得真细致啊。却不知，他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和反省，正在蜕变新生，即将迎来学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 2001年，小林教授和同事共同编著《通往乌托邦的想象力与运动》（《ユートピアへの想像力と運\動》，御茶之水书房）；2006年，出版《我的心灵故乡、我的心灵之旅——一位中国史研究者的回忆录》（《わが心の家郷、わが心の旅―一中国史研究者の思い出の記》，汲古书院），检讨70年的人生和学术历程；2008年，出版专著《中华世界的国家和民众》(《中華世界における国家と民众》，汲古书院)，根据帝国史的脉络重新撰写中国史；2012年，出版专著《马克斯·韦伯中国社会论的射程》（《M·ヴェーバーの中国社会論の射程》，研文出版社），运用韦伯的方法论对中华帝国的精神伦理史展开系统论述；2013年，整理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共档案，出版《中共革命根据地档案》（《中共革命根拠地ドキュメント》，御茶之水书房）。 他的学术领域急剧拓宽。纵向，不再局限于19世纪的中国，上自春秋，下迄现代，都成为他研究的对象。横向，虽然还是以中国和日本历史为主，但开始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整个人类文明的构造、发展及互动为中心，探讨文明、民族、国家和生产方式的兴衰交替，以及文明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他的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年轻时他曾对马克思·韦伯深感兴趣，因担心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法则，浅尝辄止，“以敬畏之情远远地注视却又小心地避开了韦伯的理论”，这是他的自述。实际上，在外人看来，他对于韦伯理论的接受和运用远远走在中国学者前面。 1973年，小林教授发表《抗租抗粮斗争的彼方》。该文关注的是马克思关注的经济生活领域，研究方法则具有韦伯式特征，注重探讨宗教世界与现实的关系。文章认为，经济、社会层次的斗争，与政治、宗教层次的斗争，是不可能不经任何媒介就直接结合。单纯地从个人利益出发而采取抗租抗粮斗争的农民，只有接受了具有宗教性、政治性意义的教派或党派，如太平天国、白莲教的意识形态，并接受这些宗派的领导，才可能超越自身对小块耕地、私有地的留恋，而具有更高层次的吁求，将经济斗争发展为革命运动。 1980年的《义和团的运动、思想和宗教》，仍然结合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方法，指出在山东农村，随着基督教会势力的壮大，乡村成为“夷狄之神”和传统的“民众的诸神”进行对抗的场所，“这样，就把中国和帝国主义的关系，直接地带进了地方农村地区”，把教民和民众的对立关系，“直接纳入世界史的范畴”。华北村内民众依靠重建民间诸神信仰来对抗基督教，并与村外反对洋鬼子的游民势力联络，通过仪式、宣言和组织等等，将传统上“匪的社会与村落共同体联结起来”，从而诞生了新的共同体：义和团。 这些观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学者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拍案叫绝。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小林教授一直从“经济基础的阶段发展论”出发，将“上层建筑的独特作用”的理论引入对中国民众运动史的研究之中。 进入21世纪，为了超越已有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他重新阅读韦伯作品，寻求学术生涯的再突破。他对韦伯提出的“祭司文人伦理”与“骑士武人伦理”的对抗关系深感兴趣，并试图据此重新解释中华帝国史和中国文明史的脉络。他认为，中华民族对于周边民族在文人官僚制度与精神文化方面取得了全面胜利，北方骑马民族则从外部将“战士·骑士精神文化”注入到中华民族之中，扮演了维持和扩大中华帝国版图的角色。由于两种对抗性伦理的结构互补，这种“中心—周边—边境”关系，赋予中华世界以有机的生命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林教授的视角给中国本土史家带来借鉴和深思，让我们在熟悉的课题里看到了新的张力。 很多优秀历史学者，耳顺之后，思想成熟，眼界开阔，渐成大家，致力于探究历史法则，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无不囊括胸中。若用通俗语言表述，可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伟大史家能从一朵小花里发掘世界性的规律，也能从世界性的规律里找出一朵小花的成长历程。小林教授亦是如此。 小林教授的一生，与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他欣赏的韦伯式的语言来说，在感情上是对中国从建魅走向祛魅的一生；在方法论和理论构建上，则是围绕着中国史不断反省开拓的一生。 如果把中国比作恋人，这位恋人给过他幻想，给过他梦破；给过他爱，也给过他痛。如今，他凝视中国的目光不再缱绻迷恋，更多的是清明和审视。他以为，今日中国已获得举足轻重的世界地位，其动向或可左右人类命运。因而，从历史中发现价值，为未来做参考，尤为重要。 作为曾经的被暗恋对象，中国，又有何感想？十八十九岁的青年可以耸耸肩说：你爱我，这是你的事。但，中国和我们，都不是懵懂的青年。异乡的人们在不断反省，中国更需要反省，不仅要反省过去，更要反省现在和未来。只有携带了批判精神的未来，才是值得热爱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