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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莫谴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说到读书，自幼我就看一些中外童话、神话故事。稍大一些，父母教着背诗，也许全然不知诗中何义，却也能背得津津有味。等上了学，才慢慢开始接触各类名著，走进起承转合叙事世界，体会悲欢离合世间百态。 渐渐长大了，有了理论方法的指引，读书不再是自娱自乐。为了考试，每读一本书，总希冀获取点什么，发掘出点什么，不是解剖作品结构，就是分析艺术特色，有时甚至就是按图索骥，本该享受的读书过程变得味同嚼蜡。可仍然还是热爱读书，之所以热爱，是因为我以读书为人生至高乐趣；而仅仅是热爱，则因为我自惭距以读书为生命的人生境界相差甚远。 回顾自己的学生生涯，有这样一种体会：学生不会思考，上大学前如此，上大学后亦然。过度强调记忆，强化了学生作为研究主体“学”的一面，忽视甚至抹杀了“思”的方面，以致陷入无限循环的迷惘与混沌中却浑然不知。《论语》中早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胡适1960年在台南成功大学毕业典礼演讲时，为所有毕业的同学开了三味药，第一味是“问题丹”，第二味是“兴趣散”，第三味是“信心汤”。他说“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是入世第一要紧的救命宝丹。在求知的进程中，对于僵化的已知的道理，我们要以研究者的身份不断质疑，如胡适所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简单的非是即否的价值判断，使我们脑子里只存在朴素的二元对立，造成创造性空间的缺失。 笛卡尔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生活的年代，法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斗得你死我活，出身贵族的笛卡尔从小研习欧洲古典著作，但他的兴趣在被禁止的宣传新科学的书上仿佛更浓厚，致使他向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先验主义和形式主义开炮。他说：“我们在长大成人之前当过儿童，对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事物作过各种各样的判断，而那时我们还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有很多先入的偏见阻碍我们认识真理，因此我们要摆脱这些偏见的束缚，就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事情统统加以怀疑。”他大胆地以批判眼光看待一切，把矛头指向神学和哲学。他认为，神学旨在教人升天，一味地强调天启，会贬低智力。哲学只是打着探求真理的幌子招摇撞骗，几千年来争论的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继而，笛卡尔在对一切的声讨与批判中走向了科学的道路，醉心于对科学原则的不懈追求。“这并不是模仿怀疑派，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只是为了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浮土和沙子挖掉，以便找出磐石和硬土。”被固有思想禁锢甚至凝固太久的人，往往有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威武，笛卡尔有这种威武，也有这种本事。 顾颉刚从来以求真而治学，他和他的古史辨派高举疑古的旗帜，并将毕生的心血倾注于此，直到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还在为以后的研究拟定宏大计划。顾颉刚的古史辨思想源自崔述、姚际恒、郑樵。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讲道：“崔东壁的书启发我做‘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顾先生传承崔、姚、郑三人，大胆打破旧有的古史系统，可当他着手打破时，发现很多不满意，连这三人也顺便一起“打破”了。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疑古辨伪的精神贯之以学术研究，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盘古开天、三皇五帝观念，并认为古代的史实多由神话转化而成。禅让制，是尧舜禹时代的传位制度，选贤任能，任人不唯亲。这一历史故事传承几千年，哪知，这却是理想中的“神话”故事。上古时期残忍厮杀，血腥祭祀，才是历史真相。顾颉刚指出，禅让制度是战国诸子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他的疑古并非滥杀无辜，不是抹杀古代的一切历史，而是将其还原，各归其位。后来的教科书便不再将三皇五帝、禹定九州作为信史来讲，而是采取谨慎的态度，正是他的功绩。 1958年，顾颉刚在填写“中国科学院干部简历表”中“有何发现与发明”一栏写道：“在1922—1937年中，我推翻了传统的三皇、五帝的系统，移后了《尧典》、《禹贡》等篇的著作时代，以民间文学来解说《诗经》，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创见。”顾颉刚以他的“剥皮主义”践行着他主张的“历史演进法”，看到历史中掺进神话传说，不迷失于意气风发的妄辩，而是以大量严谨的考据和精到的阐释论证一己之见，还原历史。 做学问，需要的是不被旧说封闭、禁锢，探索真相，还原真相。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不可生疑处质疑，发现新问题。质疑陈旧的知识，将“儿时”的知识体系推倒重建，拨云见日。不跟随前人的脚步作应声虫，做推翻“偶像”的事业。在查疑存真中，体会“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的意境。 (责任编辑：admin) |